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５年《日本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份公司设立时董事制度，其核心在于通过公司设立时董事调查义务、报告义务及其对公司和第三人民事责任的规范，最终约束发起人和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出资义务的履行。该制度对于推进我国公司法关于发起人、股东出资义务履行制度的完善进而更好地推进公司设立阶段的资本监管及公司债权人保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公司设立时发起人、股东的出资是公司资产信用的原始基础，加强公司设立时发起人和股东出资的监管是公司法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完善设立阶段的公司资本监管制度，因为“公司法的制度目的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资本制度是否合理”。[1]２００５年《日本公司法》在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行政管制后建立了设立时董事制度，该制度以设立时董事义务及其民事责任为支撑对公司设立时发起人、股东的出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监管功能。我国２００５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大大放松了公司设立阶段资本的行政管制，但并未规定类似于日本公司设立时董事制度的替代性监管制度，而２０１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未涉及该制度的具体构建，因而依然需要从立法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日本公司设立时董事制度进行剖析，并分析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以期对我国公司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助益。

一、日本公司设立时董事制度的内容及功能

“设立时董事是指在公司设立之时成为公司董事的人。”[2]设立时董事制度是指关于设立时董事的产生、义务及其法律责任的制度体系。

（一）设立时董事制度的内容

１．设立时董事的资格及产生方式

董事资格是指董事任职的条件，包括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前者是指具备何种条件的人方可成为董事，后者是指法律对不可选为董事的限制性条件。[3]董事资格是确保董事适当履行其勤勉义务的重要基础，《日本公司法》对设立时董事资格作出了要求，这种要求是从设立时董事主体的消极资格而言的，并且具体采用的是公司成立后董事的消极资格标准。《日本公司法》第３３１条规定股份公司成立后不具备成为董事资格的人无权被选为设立时董事。具体而言，这些消极资格主体主要包括法人、成年被监护人、被保佐人以及被判处一定期间刑罚的人，等等。

设立时董事制度的产生方式因公司设立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１）发起设立模式下的产生方式。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３８条的规定，发起设立模式下的设立时董事有两种产生方法，一是由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及时选举，二是由公司章程直接加以规定。由发起人选举的方式具体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公司设立之际未发行种类股份的，直接由发起人过半数表决通过即可；第二种是在公司设立之际即发行类别股份的，由持有该类别股份的发起人过半数选举。（２）募集设立模式下的产生方式。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８８条的规定，募集设立模式下的设立时董事由公司创立大会选任产生，但当创立大会的目的是选举两人以上的设立时董事时，设立时股东可以要求发起人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设立时董事的方法选举董事，即设立时股东每一股份享有与拟选举董事人数相同的投票权，既可以将其投给一个人也可以将其投给两个以上的人，以得票多者当选。此外，当在公司设立之际即发行类别股份的，由持有该类别股份的发起人过半数选举。

２．设立时董事的义务

（１）调查义务。对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和股东的出资等相关事项的调查是设立时董事的首要义务，只有经过详细调查才能了解发起人和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状况，才能向未及时、适当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或股东进行催缴并将该具体情况向发起人或创立大会等进行通知或报告。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４６条的规定，设立时董事在其产生后须毫不迟延地调查下列事项：一是公司设立时发起人和股东的现物出资与公司章程记录的价格是否吻合；二是中介机构出具的股东现物出资的财产价值证明是否适当；三是发起人和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是否完毕；四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程序是否违反法令和公司章程。可见《日本公司法》对设立时董事调查义务的规定是全面的，不仅包括对发起人和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调查而且包括对是否有违反法令情形的调查，不仅包括对现物出资价值的调查还包括中介机构出资证明以及发起人、股东出资义务是否履行完毕的调查。

（２）通知或报告义务。因公司设立方式的不同或者说是根据设立时董事产生方式的不同，设立时董事须履行通知义务或履行报告义务。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４６条的规定，对发起设立的公司采取通知方式：在发起设立中设立时董事经过调查，发现公司设立时有违反公司法令或章程或不当事项时，应将该情况通知发起人；而当公司拟设立委员会时，应将上述情况及时通知设立时代表执行官。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９３条的规定，在募集设立中设立时董事应将上述情形向创立大会进行报告。这种通知或报告义务的履行有助于发起人、代表执行官或者创立大会更好地了解公司设立中的出资完成情况以及是否有其他违反法令或公司章程的行为从而及时作出修正。

（３）选举义务。根据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是设置董事会还是设置委员会，将设立时董事的选举义务分为两种。对设置董事会的公司，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４７条的规定，设立时董事应以过半数来选举设立时代表董事，并且在公司成立前可以将代表董事免职；对设置委员会的公司，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４８条的规定，设立时董事要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报酬委员会委员、公司执行官，并且在公司成立前可以将上述人员免职。

３．设立时董事的责任

《日本公司法》在明确规定设立时董事义务的同时也对其规定了严格的责任。根据《日本公司法》第５２条的规定，设立时董事的责任分为两种：

（１）对公司的责任。对公司的责任包括资本填补责任和懈怠损害赔偿责任。对公司的责任非常严格，“不仅是董事违反法令或章程的结果产生的对公司损害赔偿责任（懈怠损害赔偿责任）和对公司资本的充实责任（资本填补责任），还包括恢复不动产所有权的真正的登记名义的义务之意的判决意见”。[4]首先，关于资本填补责任。资本填补责任是针对发起人、股东的现物出资和财产受让等各种财产的价额不足而进行的规制。对资本填补责任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在高估财产的情形下须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至公司成立时为止，财产的价额由于市场变动而降低的情形下，也需承担该项责任”。[5]在发起设立时设立时董事承担过失责任，只要其能够证明已经接受过检查员对现物出资等的调查或者以其他方式证明其没有懈怠其义务即可免责；在募集设立时设立时董事承担无过失责任，“募集设立时，承认经过调查员调查的免责，而不承认无过失的免责，即将其作为无过失责任”。[6]其次，关于懈怠损害赔偿责任。懈怠损害赔偿责任强调董事因其懈怠行为给公司带来损害的赔偿，这种赔偿强调的是设立时董事的职务懈怠，如果能够证明其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懈怠行为就可以免责，是典型的过失责任。

（２）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当设立时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应向包括债权人在内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资本充实责任在设立时董事身上的体现，该责任制度无疑对保护公司债权人等第三人的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设立时董事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在于该责任的定性以及具体的责任赔偿范围问题。关于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性质，少数学者认为该责任是侵权责任，[7]并且“该责任程度可以视为比《民法》侵权行为的一般原则低”；[8]但日本学界的通说认为该责任是一种基于公司法的特别规定而区别于侵权责任的特别法定责任，[9]持有该学说的学者认为特别法定责任说能够更好地约束董事勤勉义务的履行以及促进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10]而对设立时董事向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范围，学界依然存在争议，“一种看法认为董事赔偿损害的范围应当包括间接损害和直接损害，另一种看法认为其范围应当限制为直接损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董事赔偿的第三人的损害应该限制为间接损害”，[11]但占主导地位的“特别法定责任说”则主张“第三人的损害包括两种情形：直接由懈怠任务所产生，或者因懈怠任务使得公司受到损害间接地给第三人带来的损害”。[12]笔者认为，从对第三人特别是公司债权人保护的角度来看，直接的损害赔偿和间接的损害赔偿都应该被包含在内，这样就能够给予第三人更有力的保护，同时也给设立时董事更大的压力，通过增加违法成本迫使其更好地履行勤勉义务。

（二）设立时董事制度的功能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日本公司法》关于设立时董事制度的规范是比较完备的，以董事的调查、报告义务为基础规定了其对公司和债权人的直接民事责任，该义务责任体系作为日本公司治理中的“内部统治系统”[13]设计无疑具有重要功能，具体如下：

１．促进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

设立时董事制度可以促进发起人、股东更好地履行其出资义务，这主要源自于该制度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设立时董事义务的规定，设立时董事的首要义务就是毫不迟延地调查发起人和设立时股东现物出资的实际价值、中介机构的出资证明以及出资履行完成情况，这种调查义务使得发起人和股东虚假出资的行为面临严格的制度审查，从而给予了发起人和股东强大的压力迫使其客观、公正、及时地履行出资义务；二是该制度规定董事将承担发起人、股东出资不足的资本填补责任即董事弥补发起人和股东出资不足的差额，这便增加了设立时董事违反其调查义务的法律成本，迫使设立时董事更加勤勉地履行其调查义务从而更好地规范发起人、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

２．增强对公司利益的保护

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的重要基础在于公司拥有独立财产，发起人和股东履行其出资义务之后其财产便成为公司财产，并且除非发生股份回购的特殊情形，否则不得抽回，因此发起人和股东的出资是公司财产的基础，发起人和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公司自身的利益。而设立时董事制度一方面通过设立时董事义务的规定监督发起人和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了设立时董事的资本填补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资本填补责任可以使公司避免遭受发起人和股东出资不实的损害，而损害赔偿责任可以使公司因发起人和股东出资不足而受到的损害由设立时董事进行赔偿，从而避免遭受进一步损害。

３．增强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设立时董事制度作为董事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是为了让经营者确保公司业务运行的合法适当，“然而，企业经营是否合法适当会影响到很多利害关系人，确保其处于正常轨道是非常重要的——随着这一认识的普及，内部制度系统的完善，作为一个新的框架被定为了另一个机能：为了监督经营而构筑”。[14]因此，通过对设立时董事的监督从而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也是该制度的重要机能之一，一方面通过其具体职责、资本填补责任及对公司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能够更好地为债权人提供间接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其对第三人直接责任的规定，对公司设立阶段因股东违反出资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害给予了更好的救济。

４．使董事在公司设立阶段的勤勉义务具体化
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政府


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池州市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的通知

池政〔2007〕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池州市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池州市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保障军事设施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开展，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下列建筑、场地和设备，称为军事设施：
　　（一）指挥机关、地面和地下的指挥工程、作战工程；
　　（二）军用机场、港口、码头；
　　（三）营区、训练场、试验场；
　　（四）军用洞库、仓库；
　　（五）军用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和测量、导航、助航标志；
　　（六）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
　　（七）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军事设施。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依法履行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

　　第四条 池州市成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其办事机构设在池州军分区。各县（区）成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其办事机构设在县（区）人武部。有军事设施的乡（镇）成立军事设施保护领导小组。

　　第五条 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领导小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制订保护军事设施的具体措施；
　　（二）组织指导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协调解决军事设施保护的有关问题；
　　（三）组织开展军事设施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
　　（四）监督、检查军事设施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对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督促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查处。
　　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2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驻池部队应当加强军事设施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军民的国防意识和法制观念。

　　第七条 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应当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在确保军事设施建设需要和军事设施安全保密的前提下，兼顾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第八条 军事禁区及其安全控制范围、军事管理区的划定、调整及保护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根据国防工程和当地经济情况，对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其性质和要求，提出保护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和市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军事禁区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具体条件，按照划定的范围，在陆地军事禁区修筑围墙，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在水域军事禁区边缘应当按规定设置障碍物、界线标志，难以在实际水域设置界线标志或者障碍物表示的，由所在地区交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通告。设置障碍物时，应当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在陆地军事禁区划定安全控制范围内，应当在外沿设置安全警界标志，设置地点由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与所在市、县（区）人民政府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在军事禁区安全控制范围内，不得新建影响军事设施安全、保密的工程项目。
　　在军事禁区安全控制范围内，不得进行爆破、射击以及其他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在水域军事禁区进行清淤或改造、加深拓宽航道的，须经主管军事机关同意。

　　第十二条 禁止陆地、水域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人员、车辆、船舶、飞行器进入禁区，禁止对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确需进行上述活动的，须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上述活动所获的资料，须报送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水域军事禁区从事水产养殖捕捞等活动。

　　第十三条 在军事设施一定距离内进行采石、取土、爆破等活动，不得危害军事设施的安全和使用效能。
　　在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应当征得作战工程管理单位的上级主管军事机关和当地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同意，并不得影响作战工程的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
　　进行建设而又确实无法避开作战工程，需要将军事设施拆除的，须经作战工程主管机关同意，并按规定报批。作战工程需要再建的，其再建补偿费由建设单位按规定支付。

　　第十四条 在军用无线电收（发）讯、测向、雷达导航等固定无线电设施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禁止设置或者使用发射、辐射电磁信号的设备和电磁障碍物体。
　　本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验收军用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时，应当审查对军事电磁环境的影响并征求军事机关的意见。

　　第十五条 禁止下列有损架空通讯线路及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在无人驻守的微波增音站、微波站及电杆、拉线安全范围内取土、挖沙或在电杆拉线及其附属设施上搭挂广播喇叭、广播线、照明线及收音线、电视天线；
　　（二）攀登、移动、碰撞电杆及天线、拉线、杆塔或在电杆、拉线、杆塔支架及其他设施上拴牲畜、设置重物；
　　（三）向电杆、线担、隔离子、电线、电缆及附属设备射击，抛掷实物或进行危害线路安全的活动。

　　第十六条 在军用地下通讯电缆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爆破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二）建屋搭棚、植树、挖沙、取土和建设产生腐蚀性物质的建筑物；
　　（三）损坏电缆的无人站房，水线标志牌、电缆标识等设施；
　　（四）钻探、开沟挖渠、堆放笨重物体或倾倒、堆放含有酸、碱、盐的液体、垃圾；
　　（五）在鱼捞区区域内、过河电缆水线标志牌水域内抛锚、拖锚，养殖、炸鱼、挖沙等危及军用电缆安全的作业。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组织军用通讯设施沿线的群众，实行军民联防护线，采取委托看管、分段负责巡查等方式，保护军用通讯安全，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处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军用测量标志管理单位的同意，不得拆除或移动军用测量标志。
　　因经济建设需要，确需拆除或移动军用测量标志的，须经测量标志的主管部门批准，并由建设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负责补偿。

　　第十九条 开发、开放沿江水域、港口、码头、公路或其他地区，涉及军事设施安全控制范围，应当征得军事机关及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同意，并按规定报批。

　　第二十条 未经军事机关和当地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启或进入已封闭伪装的永备工事，不得将坑道和永备工事作为生产、生活场所。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应当予以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在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具有执行中的问题，由市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