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市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市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长府办发〔2010〕3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长春市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二月三日
长春市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施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促进我市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依据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土资源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指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以城乡结合部为重点,统筹规划，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和社会投入资金，对农村田、水、路、林、村、房等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
第三条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应遵循的原则是：
（一） 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二） 坚持尊重群众意愿，公开透明；
（三） 坚持统筹规划，总量控制；
（四） 坚持先建后拆，保障村民居住条件；
（五） 坚持量力而行，稳步推进。
第四条 市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常务副市长、相关副市长任副组长，国土、发改、建设、规划、交通、水利、农业、人社、监察等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导组成的长春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研究、监督指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五条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
市财政部门负责统筹整合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各类资金，全程监管资金使用。
市发改、建设、规划、交通、水利、农业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负责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建设规划、交通规划、水利规划、产业规划等规划和设计的审查以及项目配套资金的落实。
市人社部门负责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就业安置。
市监察部门负责对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监督监察。
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本区域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选址、规划、设计、项目申报、招投标、施工等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六条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编制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要与社会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卫生防疫、农田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等规划相衔接。
第七条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行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质量监理制等制度。
第二章项目申报和审批
第八条 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建立项目备选库，实施的项目应从备选库中筛选。
第九条项目申报程序：
（一）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备选库中推荐实施项目；
（二）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依据推荐的项目组织相关申报材料；
（三）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审查；
（四）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项目经批准公布后，应冻结项目区内的土地权属变更，一般不作权属调整和土地利用现状变更。
第十一条申报备选库项目的材料：
（一）项目申报单位出具的项目建议书；
（二）初步设计方案；
（三）项目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四）项目区内乡（镇）、村群众的意见；
（五）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踏查意见。
第十二条申报实施项目的材料：
（一）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申请立项文件；
（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区地形图、工程布局规划；
（三）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现场踏查报告；
（四）项目区影像资料；
（五）其它有关材料。
第三章项目实施管理
第十三条 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项目法人根据项目实施的需要设置现场管理机构，制定管理制度，监控项目投资进度，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十四条严格实行建设工程公开招投标制。项目涉及的测绘、设计、工程监理等技术服务单位要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项目建设中的水利、道路、桥涵等主体工程建设，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实行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
第十五条严格实行合同制。所有合同均需要上报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十六条严格实行工程质量监理制。项目监理单位在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项目建设过程实施全程监理。
第十七条 严格实行项目公示制。项目承担单位要将项目建设范围、规划设计、投资规模等在项目所在地现场公示。
第十八条批准的实施方案和投资预算，不得随意变更。
第四章资金管理
第十九条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专项管理、统筹安排”的原则，聚合土地出让金中用于农业开发建设的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等各类涉农资金，集中用于项目建设。
第二十条项目经批准后，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依据项目立项批复和有关技术规范编制项目设计和预算。
第二十一条市财政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设计和预算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下达项目建设任务书和预算批复。
第二十二条项目资金实行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资金拨付和使用必须控制在项目预算范围之内，不得超范围、超预算使用和虚列支出。
第二十三条项目资金拨付工作应遵循严格管理、实事求是、跟踪问效的原则，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
第二十四条项目工程施工结束后，项目法人单位应当组织编制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并进行决算审计。
第五章配套政策
第二十五条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增加农民收入，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优化城乡用地布局的目标。
第二十六条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通过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进行。挂钩周转指标专项用于挂钩试点项目区内建新地块的规模控制，同时作为拆旧地块整理复垦耕地面积的标准。
第二十七条挂钩周转指标实行“总量控制、封闭运行、定期考核、到期归还”。挂钩周转指标用拆旧地块整理复垦出的耕地面积归还，归还面积不得少于下达的周转指标，归还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二十八条 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建新区应优先保证被拆迁农民安置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需要。
第二十九条在项目区整体报批过程中，需要办理征地手续的，按建设用地报批，按土地原地类给予补偿。
第三十条对项目区内使用集体土地用于安置被拆迁农民的住宅和农村基础设施用地，可以办理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对使用国有土地的，按划拨方式供应土地。
第三十一条对建新区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地块，有偿出让土地所获得的土地收益中，属于政府留存的部分，采取先征后返的办法，全部返还给项目区，重点用于项目区农村公益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十二条项目区内失地农民纳入新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范畴，妥善安排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业经营，确保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第三十三条按照依法、自愿、平等、有偿的原则，鼓励项目区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流转。
第六章项目验收
第三十四条项目工程按计划完工后，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初验，初验合格后报上级主管部门验收。
第三十五条项目立项批准文件、规划、设计、验收文件、图件等资料，由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立卷归档。
第七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市国土资源、财政、监察等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的各环节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项目设计、测绘、监理、招标代理服务及工程施工等单位要尽职尽责，恪守合同。对弄虚作假，不能按要求完成任务的，要追究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裁量收缩理论”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以行政复议案例为基础的整理
作者：韩思阳
【摘要】国内部分法院已有意无意地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作出裁判，行政复议领域的张成银案与彭淑华案是其中的代表。两案作为典型案例可能已对下级法院的裁判产生了影响。裁量收缩理论并非万能，其优势在于可以迅速修补僵化的立法、避免曲解现有立法，可以仅通过个案约束裁量权，而非通过立法整体性地取消裁量权。其劣势在于其作用仅限于控制裁量权层面，且易导致司法权的过度扩张。
法律规范为行政执法预先留有决定空间，此即行政裁量。但在特定条件下，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可能被限制，甚至“收缩至零”，此即德国法上的“裁量收缩理论”。目前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对其有所借鉴，但立法层面并未明确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部分法院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运用该理论作出裁判。本文以整理行政复议领域的若干案例为基础，试图管窥裁量收缩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运用该理论时可能存在的某些普遍性问题。
一、提出问题：复议机关是否享有裁量权
《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9条第1款：“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从文义上看，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属于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并非法定职责。实际上，复议法和复议条例的这种规定也为之后的大部分地方性法规、规章所遵循。[1]如果再进一步从立法原意角度探究，答案也是同样的。[2]国内大部分学者并未对复议机关是否应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问题进行探讨，或者说并未将其“问题化”。[3]少数学者认为第三人是否可以参加复议取决于复议机关的批准，即复议机关没有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的法定职责。马怀德教授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第三人‘可以’参加行政复议，而非必须参加行政复议。一般情况下，第三人如果申请参加复议，行政机关应当准许；如果第三人未主动申请，但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应当参加的，可以通知其参加，……”[4]也有认为第三人参加复议是法定权利，无需复议机关批准。袁明圣、罗文燕教授认为：“我国原《行政复议条例》第27条规定，同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复议机关批准，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中则没有‘经复议机关批准’这一规定。这种修改实际上体现的一个改变是：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是他的法定权利，毋需行政复议机关的批准。”[5]还有的主张，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是复议机关的法定职责，复议机关对此并无裁量权。[6]
以上分歧表明，复议机关是否享有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的裁量权这个问题，并非可以遽下结论。各种观点的优劣，暂不予置评。本文感兴趣的是，实践中有些法院是运用裁量收缩理论解决该问题的。
二、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案例中的运用
案例研究的对象是包括裁判文书及背景资料在内的综合资源还是裁判文书本身，学界大致分成两派。一种观点认为案例研究的对象不能仅局限于裁判文书，而应结合主审法官个人的思维过程、案例的内卷、该案的裁判背景等作综合评价。另一种观点认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应仅限于裁判文书，因为多数公众只能依公布的裁判文书解读案例，故对公众产生效力的就仅限于裁判文书所传达出的信息。也即，案例的裁判文书也就等于案例本身。本文采用后一种观点。也许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并未有意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但如果裁判文书的内容符合该理论的构成要件，就可视为运用了该理论。
（一）典型案例之一：张成银案
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案件中的运用，最典型的莫过于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案。该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案中，复议机关审查的对象是颁发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复议的决定结果与现持证人张成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时应正式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7]
学者们提及该案时，多从“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角度进行解读。[8]实际上该案也是法院运用裁量收缩理论的一个范本。在德国法上，“裁量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在不同的处理方式之间选择。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余地可能压缩到一种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决定没有裁量瑕疵，其他决定均可能具有裁量瑕疵，行政机关有义务选择剩下的这种决定。这种情况称为‘裁量压缩至零’或者‘裁量收缩’。”[9]裁量收缩理论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启动要件，即何种情形下需要收缩裁量。台湾学者李建良将裁量收缩理论的内容概括成“主轴、支轴、回轴”，其中的主轴和支轴就是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主轴包括所涉法益的重要性、危害法益的强度和严重性，支轴包括基于平等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所构成的行政自我约束。[10]在德国法上，裁量收缩可以从基本权利以及其他宪法规定中推导出来。[11]因此可以认为，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主要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权所构成的约束。
如果行政复议案件符合以上一个或几个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那么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就应当受到限制，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收缩至零，即复议机关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从这个角度看张成银案，我们就对二审裁判有了新的理解。“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可理解为法院认可了复议机关的裁量权。“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可理解为法院指出本案存在启动裁量收缩的一个要件，即复议机关需受正当程序原则约束。[12]“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可理解为裁量收缩的结果，即收缩至零，复议机关已无裁量权，应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因此该案可看作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类案件中的经典运用。
（二）典型案例之二：彭淑华案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并非孤例。在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争讼制度，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应当贯彻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办法，在书面审查办法不足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行政复议机关拟作出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行使复议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未履行通知义务，属于程序违法。自由裁量行为是指法律规范授权行政主体在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前提下，自主采取相应措施，做出裁断的行为。行政自由裁量的边界是体现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法律规范。北仑区政府认为，是否通知彭淑华参加行政复议，并听取意见是其自由裁量的范围，该主张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理解。”[13]对本案的关注一般也集中在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上。其实本案也属于在行政复议类案件中运用裁量收缩理论的适例。法院认可了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即“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办法”。随后以“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为由限缩裁量权，本质上也是在用正当程序原则约束裁量权。最终结果是裁量权收缩至零：复议机关“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之后法院还特别提到了“体现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法律规范”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这也与裁量收缩理论的要求一致。行政法上有“合义务的裁量”或“受法律约束的裁量”这样的要求，裁量收缩理论实际上是该要求的一种体现。
（三）其他案例
张成银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彭淑华案载于《中国行政审判案例要览》，两案都属于典型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其他相关的行政复议案例是否皆如此，仍存有疑问。运用“北大法意”所提供的“关联案例”功能，笔者查阅了该数据库所能提供的涉及行政复议第三人问题的所有10个案例，这10个案例的裁判理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认可复议机关裁量权的同时运用裁量收缩理论；认可复议机关裁量权的同时未运用裁量收缩理论；否认复议机关享有裁量权。
（四）基本结论
第一，裁量收缩理论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一定作用。彭淑华案载于2010年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要览》第1卷，其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何影响尚待观察。张成银案公布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3期。此前的案例都没有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之后的案例除了黄文春案之外，都运用了该理论。这当然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由于张成银案的公布引导了之后的司法实践。不管如何，裁量收缩理论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行政复议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一定作用。
第二，目前裁量收缩理论的启动要件主要集中于正当程序原则层面。张成银案与彭淑华案的启动要件大体一致，即复议决定可能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该要件本质上属于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其他案例中，谢织国案的启动要件是复议决定可能因此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除此之外，文艳案与广州市茶?蚺┐逍庞蒙绨傅钠舳????堑谌?擞氡桓匆榫咛逍姓?形?忻飨缘睦??叵担?靡??局噬弦彩粲谡?背绦蛟?虻脑际?Ｆ渌?咐?牟昧渴账跗舳???氲湫桶咐???嗨啤Ｕ庵窒嗨埔沧糁ち饲笆龉鄣悖毫礁龅湫桶咐?锌赡芏灾?蟮乃痉ㄊ导???擞跋臁?br>
三、裁量收缩理论之外的另一种方案
目前有关复议第三人的法律规定过于僵化，法院运用裁量收缩理论判案可看作是对立法不足的一种修补。但这并非唯一的完善之道。既然立法存在问题，那么修正制度就是另一种可行的方案。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没有就复议机关是否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进行区别规定。[14]唯一的例外是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诉愿法”第28条规定，诉愿参加有两种形态，一种为任意参加，即该条第1项规定的“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之人，经受理诉愿机关允许，得为诉愿人之利益参加诉愿。受理诉愿机关认有必要时，亦得通知其参加诉愿。”另一种为必要参加，即该条第2项规定的“诉愿决定因撤销或变更原处分，足以影响第三人权益者，受理诉愿机关应于作成诉愿决定之前，通知其参加诉愿程序，表示意见。”[15]
（一）任意参加
任意参加之要件有三：（1）参加人须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2）须为诉愿人利益而参加；（3）须经受理诉愿机关准予参加，或由受理诉愿机关依职权命其参加。[16]任意参加的制度设计来源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辅助参加制度，[17]而后者又取材于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23条第1项。[18]这种辅助参加制度的特点，除前述三个要件外，还有两点：（1）辅助参加并不要求参加人之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案件结果而受到影响，仅需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可。（2）辅助参加人并非案件当事人，案件结果对其不生效力。[19]辅助参加制度的特点说明，辅助参加人是在非常广的范围内进行界定的，如果将其与民事诉讼法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比较的话，那么前者的外延要远大于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