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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剧作家李潜夫的作品《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也做《灰阑记》、《灰栏记》，以下简称《灰栏记》)是两母争子、公堂断子故事的典型代表。类似的公堂断子故事，更早的可见于南传《佛本生故事·大隧道本生谭》第五节、《圣经·列王纪上》“所罗门的智慧审断”、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太守黄霸智断“贪财夺子案”、《贤愚经》卷十一中阿波罗提目?彝跻浴巴焓帧倍习腹适碌取！痘依讣恰泛罄幢灰牖蚋男闯捎⑽摹⒌挛模?⒍啻卧谖杼ㄉ涎莩觥?0世纪世界剧坛大师布莱希特晚年推出《高加索灰阑记》，成为世界名剧。在我国，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戏中的《包公断子》均改编自《灰栏记》。

“灰栏记”的判案情节设计简单却富有深意:包拯画了一道“灰栏”圈住孩子，宣布能把孩子拽出“灰栏”的即为孩子的母亲。然而，通过剧情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灰栏”规则在这里具有层次性、神圣性、权威性和工具性。这四个表面上有着分歧甚至矛盾的特性，必须充分具备才能成就灰栏故事试图显明的道义、呈现剧中所赞颂的包公的巧智。

“灰栏”是神圣的。它不是普通人随便画出的一道普通的“栏儿”，而是具有特殊的能够识别真假母亲作用的“试金石”;能否拽出孩子不仅仅是个力气问题，更多的是背后蕴涵着的神秘的昭示，“灰栏”具有灵性，是公正、明理的象征，也是母亲能够取得亲子的希望所在。在包公的神秘光环的照映和解释下，灰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成为一个神秘的意象。

“灰栏”具有权威性。借用奥斯丁的概念，“灰栏”是由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具有神法的光环，同时又用“命令”的方式促使人们“强制服从”、并有权对不服从以及违法人士进行“制裁”的规则，因此，它在此案中已经作为实质上的“法”存在。包拯的身份使之具备了合法性，“灰栏”的神秘性使之获得了天意(神意)的授权。为了使得海棠和马妻对“灰栏”规则的神圣性确认不疑，海棠还遭遇多次棒打，这种强制性的惩戒使“灰栏”具备了权力和威势。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灰栏”并未像包拯所宣示的那样具有能够识别真假母亲的事实上的灵性。撕去附加于“灰栏”之上的神秘性，“灰栏”规则的恶性毕现无疑。

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和是否是“孩子的母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是以力气和不计后果为依据的:“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因而，对于剧中的母亲海棠而言，这是一个注定受伤的两难选择。包拯的设计对母亲而言并非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种爱心的折磨:因为爱，所以不忍心伤害孩子，因之会失去孩子;因为不爱，所以无所顾忌，反倒可能得到孩子。在《灰栏记》中，海棠正是意识到“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时，“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

剧情恰在此时峰回路转，包拯所设定的规则又戏剧性地变成手段性规则，通过这个规则，包拯判断出海棠恰恰是真正的母亲:“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也就是说，包拯最终所依从的规则其实是一个公正的规则: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孩子就属于谁。这才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的根本“灰栏”。对于包拯而言，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其实只是一个低层次规则，它服务于公正的高层次规则。但是，这样一个规则的层次划分，是掌握在断案者的“巧智”中的，只有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得到合理灵巧的运用，公正才得以维护。对于海棠和马妻来说，“灰栏”的权威性是不可质疑的、必须遵循的。也正因此，两人在“灰栏”前的表现成为包拯断案的基础。只有两人真正相信“灰栏”规则的至上性而不加任何矫饰地去拽孩子时，包拯才能依此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母亲。

戏剧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正由此产生:公正的崇高目标是以“恶法”的被承认为前提，维护“恶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崇高目标的基础，最终这种权威性却又必须被彻底打破。然而，“恶法”需要被人们容忍吗?即使是作为显示公义的手段，“恶法”是不是就应当被接受?尤其是，作为“恶法”的受害方的海棠，她应当容忍“恶法”在“法”的名义下对她的伤害吗?谁能决定这个“恶法”是属于哪个层次的规则?如何限制它不上升为最高层次的规则?如果使用这个规则的不是贤明的包拯，不是“心里有上帝的智慧”的所罗门，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昏庸的法官，那又如何保证不失去公正的价值目标?更进一步说，对于有限的人而言，如何保证“法”与公正的合一?

在《灰栏记》一类的故事中，因为包拯的出现，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最终使矛盾冲突得到了化解，使爱得其所爱，使人生有了圆满的结局。此次断案过程在本质上是人性的较量、是人智的较量，是在智慧的注视下人性之间的博弈。然而，争子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真正地化解“灰栏”事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冲突往往尖锐而令人撕心裂肺，进退维谷:

第一，在规则本身不合理，但规则既定，不可随意变化，同时判者只能遵守规则，也即“恶法亦法”、法律必须被遵守的情形下，海棠注定不能得到自己的孩子，正义被“恶法”以法律的名义屏蔽。除非“恶法”消除，否则苏格拉底的悲剧会一演再演，保护人之权利的法律，会成为合法地剥夺人权利的工具。

第二，如果类似事件重复，那些同样拥有“智巧”心志的人，会把法律本身用做自己投机取巧的工具，从而法律成为伤害他人权益、成全自我私利的手段。如是，法律便成为恶人的保护伞。

《灰栏记》类争子故事所张扬的是母爱和执法者的智巧，同时也反映了传统法律体系中人和法律之间的张力，反映了人对于法律的运用及其对于人之善性的成全。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里，一个智慧和德行都高于常人的执法者，是社会公义的保证。因此，这个故事所弘扬的，正是这个智慧和德行的象征。

但这个故事所内涵的人和法之间的张力，并非仅仅是传统法律体系中的问题，也生动、尖锐地反映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法治体系中人与法的张力比传统社会更为尖锐。恶法亦法非法问题的持久争论、法律信仰问题的不断阐释，彰显着人法之间关系中无法规避的矛盾性。除非所有的法都是绝对的善法，都是公义的表征，否则，恶法伤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大家经常引用的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中所说的“法律”并非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是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包含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与“超理性价值”之间存在着联系和沟通，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忽视了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对法律的这些界定和描述，机械地谈法律的信仰问题，就会陷入伯尔曼所批判的法条主义的陷阱。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时，那种法的层次性、时空性被同时凸显出来。苏格拉底以其生命维护了“守法即正义”的法律理想，但其维护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判其死刑的具体法律条文和程序;其维护的是保证普遍价值至上性、保证社会秩序有效性、乃至保证个体法律信仰的自觉性的法律意识和实践，也正因此，一个恶法影响的消减乃至消除，还是依靠人们在立法层面的孜孜探求，以及具体法规作用范围的有效调整。对包拯、所罗门王等的智巧颂扬，实际上可以还原和转化为人类对于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积极追求，在于法律体系与人类价值活动的有效协作。否则，不与人类终极关怀相应的法律，终究会成为屠杀人类自身的刽子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
浅议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善意取得作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已被世界各国民法所确认，同时各国民法对该制度的适用作了相当严格的规定。占有改定作为一项特殊的动产交付方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成为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笔者试就此问题作一些尝试行的论述。
关键词：善意取得、界定、制度、占有改定、适用
作 者：三 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亿被世界各国民法所确认，同时各国民法对该制度的适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对其构成要件规定十分严格，另一方面对于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基本情况也在法典中列举出来，如对于赃物，遗失物等就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物全的变动关系中主要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动产交付制度，在动产的交付中，占有改定作一项、特殊的交付方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直是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占有改定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一、对于善意取得的界定
所谓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动产，如果他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作为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学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规则，善意取得已被大多数国家的民法所确认。
由于善意取得制度要发生原所有人所有权丧失，而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的结果，因此各国对善意取得的适用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从我国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让人取得该财产时必须处出于善意。所谓善意是指受让人不知情，即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项财产的权利。换句话说，受让人误认为财产的占有人是所有人或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在判断第三人是否为善意时，一般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三人在交易时是否知道转让人是无权处分人，如果明知或应当知道转让人对财产不具有处分权，则不能认为是善意；考虑转让时的价格，如果明显低于该类商品的市价，也不能认为是善意；考虑交易的环境，如果受让人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切出具了发票，则可以认为是善意的。
2． 转让人必须为无处分财产的人 。善意取得适用的前提是转让人处分财产构成无权处分。所谓无权处分是指权利人无权而从事了法律规定的处分行为。这种处分行为主要是指通过买卖、设定抵押等使所有权发生转让或者将要转让。弱如果不发生所有权的转让，而只发生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权能的转移，则不够成无权处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饿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
3． 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动产。善意取得的财产主要是动产的原因在于动产的以公示以占有为原则，通过交付可以发生动产占有的转移，从而完成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对于不动产，如果登记发生错误，如果第三人因为信赖登记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一般适用公信原则。尽管二者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要件是不同的，，例如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要考虑价格因素，适用公信原则时则不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所需要考虑的受让人是否对于登记记载的权利产生了合理的信赖。
设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幕的在于维护商品经济交换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纪的发展。在市场经纪社会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民法的表见代理等制度都被赋予了这一功能。在光法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从事交易的当事人往往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实现对市场上交易的商品逐一调查。如果从受让的环境来看，受让人不知或不应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该动产，则在交易后，由于无权处分行为致使交易无效，并使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呢在交换活动时，随时会担心现在买到的商品，今后可能要退还，从而造成当事人在交换时的不安全感，不利于商品交换秩序的稳定。反之，如果承认善意买受人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则交易者就必为交易的安全担忧，从而能放心大胆地从事交易，这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适用探讨
在现实生活中动产的交付有两种形式：现实的交付和观念的交付。所谓现实的交付是指将动产的占有实际地转移给受让人，由受让人直接占有该动产；而观念的交付是指在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特别的约定，并不实现动产的交付，而采用能够一种特殊的变通的交付方式来代替实际交付。滚年的交付主要有三种交付形式：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所谓占有改定是指转让人和受让人在转移动产时，如果希望转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当事人双方可以订立合同特别约定由转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而受让人因此取得对标的见解占有以代替实际交付。对于占有改定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理论界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论，重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1．肯定说认为占有改定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他们认为动产占有的受让并不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本来要件，而不过是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占有改定本来就是占有转移的方式之一，自然不能排除，而且善意取得制度本身就是基于对站让人占有的信赖，而保护善意受让人，以 实现对 交易的安全保护，不能因受让人占有时占有转移方式的不同，使善意受让人面对不同的法律后果。
2．否定说认为：受让人对标的物的虽然已占有改定取得占有，真正权利人对让与人的信赖古那系已被否定，但此项否定，在动产实现交付以前，仍为实现，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仍应视为继续存在，因此真正权利人有权对现在仍占有标的物的让与人请求返还，该让与人不得拒绝。受让人如在标的物已经返还真正权利人后，对其主张返还，真正权利人得以自己的占有是基于自己固有的权利回复而加以拒绝。其次，善意取得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但法律仍然要尽可能的兼顾静的安全，机原权利人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对交易安全与原权利人的固有权利加以衡量，来决定更有必要保护何者。占有改定在占有转移方式中是最不明确的，如果善意取得制度对其加以认可，对原权利人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受让人已占有改定方式受让动产，实际上就是委托让与人占有标的物，这和真正权利人因信赖让与人而使之占有动产的情形相同。法律给予公平原则考虑，不用在权利变动上厚让与人薄原权利人。
3．折中说认为受让人可以通过占有改定取得动产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取得，必须标的物的现实交付后，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原权利人的所有权在让与人继续占有动产期间，并未确定丧失，若权利人先对该动产实现占有，受让人所有权即丧失，反之亦然，其理由在于占有的公示力较弱，因此当发生竞合时，通常在当事人见仅产生相对的效力，须与现实交付相结合，才能发生确定效力。
否认说认为，在受让人以占有改定方式受让财产时，是委请让与人占有标的物，这和真正权利人信赖与人使之占有情形相同，二者都是对让与人寄予同样的信赖，法律不能厚此薄彼。笔者认为在善意取得中，一般只要求占有人无权处分，无需有权占有，因此占有人未必与原所有权人存在基础关系，比如，因拾得遗失物而占有，而占有人与受让人则未必存在着信赖，在此情况下，法律似乎更应保护受让人利益。
笔者赞同肯定说。现今社会为商品交易社会，同种类物品被大规模成批量生产，充斥整个市场，大机器生产与流水线作业，使得同类物品间的区别几乎存此在，因此大多数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替代品。原所有人完全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民事责任，以补偿其损失。而且通常情况下动产的价值并非如不动产那样价值巨大，原所有人所承担的风险负担也不会太甚。当然在无权处分人无力承担责任活动产价值巨大时，对原所有人可能不利，但这并非占有改定所面对的问题，而是整个善意取得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此外，在占有改定时，非因占有人责任而造成标的物灭失时，如果以否定说，认为受让人不取得所有权，那么物的风险负担由原所有权人承担，此时，原所有权人是不能请求赔偿的，反而对其不利。
现实中的确存在受让人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付的需要，那么，在受让人需要以此形式交付时，受让人必须对占有人的占有是否为有权进行详细调查，花费大量时间金钱，阻碍交易便捷，如此则不正违背善意取得制度的初衷吗？让我们试举两例比较考察： 案例一、 A占有B所有之动产，与C达成买卖合同，同时达成租赁合同 ，依占有改定直接由A占有使用。 案例二、 A占有B所有之动产，与C达成买卖合同，并将标的物交付于C，之后，A又与C达成租赁合同，C再将标的物交付占有使用。 以上两案例，如果依照否定说，解决方法有2种： 前者因占有改定，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后者因已经实际交付故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地位并没有实质不同，按此方法解决，将造成理论逻辑上的混乱。而且即使承认后者否认前者，B与C也完全可以恶意串通，称已经有过现实交付的行为； 两者都否定。但如果如此，不仅善意取得制度本身的逻辑理论会造成混乱。而且交付实现的方式也产生问题，再者，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也十分麻烦。就是能够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间进行返还，也会在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浪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占有改定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占有人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后，如果再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处分时，前一受让人的所有权丧失，由后一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北京：中国热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谢在权。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注释：作者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