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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评价标准的认识与追求

胶州市人民法院　　王 智


在法制不健全的过去几十年间，司法公正问题并不为社会所关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反而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司法公正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实现？究竟是哪个方面出了差错导致这么多的司法不公？是真的有这么多的司法不公还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如同雾里看花？人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司法公正？在司法公正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今天，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与认识
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公民可以对法院、法官的任何裁判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是公民权利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而在现实社会的审判中，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人们是如何评价司法公正？我们讨论的既然是司法公正，公正与司法有关，自然就离不开法律的尺度和标准，同时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又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一般认识。因此，认识和评价司法是否公正，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是法律标准，二是社会标准。
法律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的裁判，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违法的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自然派生出的实体法律标准与程序法律标准是两个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可分，具有各自独立判断价值尺度的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必须并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裁判也就是公正的。适用程序法律是否公正，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
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
有鉴于此，应当如何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我们认为，要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首先应当正确认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法院的审判权特点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作一些探讨，对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加以了解，进而理解，很可能对裁判结果的公正问题就有了另外的看法。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诉讼法的审判程序，凡较重大案件，法官审判时依法都要组成合议庭，由3至7名法官组成，他们始终在一起共同审理案件，一样了解案情，适用同一部法律作出裁判，但在合议庭评议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如何具体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合议庭组成人员——每名法官的意见却常常是不同的，一如裁判结果公开后，社会、公民对它或赞成或批评一样。因此法律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裁判。哪怕“多数人”中有的是对相关法律还不熟悉的人民陪审员。这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正确与否、公正与否，无论从实体法的原则规定看，还是从程序法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的规定看，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只能如此、唯一和绝对的；再如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被告客观上确实偿还了原告债务却没能索回欠条，而原告据此欠条起诉被告索要欠款，在此情况下，法官应当如何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追求哲学上的事实真相还是依据欠条进行法律上的事实认定？毋庸置疑，法官只能依据后者判令被告偿还债务，这看起来是法官没有追求案件的事实真相，判了‘错案’，似乎不那么公正。但依据证据规则和法律，法官唯有如此判决，才能维护整个法律制度不被破坏，以牺牲个案利益来维护整个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事实上，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完全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由于司法活动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规则的确定性，法院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予以判断并认定案件事实，通过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它与客观事实有所不同，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既可能存在重合的一面，也可能存在冲突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正也是相对的。再如在美国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中，控方向法庭提供了辛普森在作案时所戴、遗留在现场的带血迹手套，而法庭因警方在没有被告人在场的情况下，翻墙进入被告人家中调取证据，违背了证据的合法性，对该证据没有采纳，从而判决辛普森无罪。而在该案以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因民事赔偿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证据证明标准，被害人家属获得了巨额赔偿。能够理解的理由是，如果判决辛普森有罪，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警察的非法取证将得到法庭的认可，从而带来美国整个法律制度的混乱。从以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只能是相对的，任何法院所作出的裁判，其实体的公正性也是相对的。我国虽实行成文法制度，但法官也同样享有无可争议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机关虽有依法办案的严格要求，但是任何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明确、具体，都要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刑法为例，绝大多数条文所规定的均是一个或数个量刑幅度，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节及各种因素确定适用某一个量刑幅度或在某个幅度内确定相应的刑罚都是合法的。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要追求案件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往往是不可能的，如在民事审判中，即使是胜诉的一方，也有可能认为法院在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赔偿的份额、财产的分割等问题上存在不公。而事实上，法院判决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我们有时无法求得实体判决上的绝对公正。基于此，学者们早已理性地把司法的绝对公正概括为司法程序的公开与公正。程序合法正当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作为看得见的公正，这应当成为我们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
通过对人民法院实体裁判公正相对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正确评价司法公正确立了理性的基准。那么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应当采取何种标准？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评价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譬如“广大人民群众”有多广大？一县一市中的大多数？即使有最科学的民意测验，获知的结果也只能接近客观；其次，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每起案件都是社会的一个矛盾对立面，对于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可能有公正和不公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上关心裁判结果的公民、组织可能基于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因素而对裁判结果的评价不一致；而在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的评价过程中，因其法律素质、法律水平的差异亦往往对同一案件评价各异，在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法制栏目中，律师和现场热心观众往往对同一判决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常常是律师认为判的公正，而观众认为判的不公，究其原因，律师采用的是法律标准，而观众因受自身法律素质的局限，评价出于普通的生活逻辑；在以上情况下，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评价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听到社会上对一项裁判结果有不同意见，提出批评甚至指责为司法不公，我们至少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但以此作为评价司法公正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
那么，应如何认识和把握上述两个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法律标准是基本的也是根本的标准，应当成为评价司法公正社会标准的基准。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别无其它任何可以行使审判权的机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这就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的正确与否，最终认定的标准只有法律。但事实上，对于权威的、作为人民意志根本体现的法律，社会有时甚至常常并不把它作为一个评价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因此，法院司法必须依法，社会评价司法活动也应当以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同一案件，同一裁判结果，由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标准衡量，就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公正也就失去了“公正”的标准。我们应当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作出的任何判决，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做出的裁判，且程序正当，就是合法的，以法律标准来判断，裁判也就是公正的。
二、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然而近年来，对司法的程序外监督不断升级。程序外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但是，由于程序外的监督大多是从普通的生活逻辑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结果的合乎正当性，而司法的过程却是严谨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审判过程的合乎正当性，这就使得司法人员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法律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和对立，损害了司法权威。所以说对此我们应当冷静下来，深入地思考不负责任地谈论、评价司法公正问题所必然涉及和负面影响到的审判权威、法律权威、法治秩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司法公正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产生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人民法院的审判没有权威，必然就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也会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 如若没有这种尊重，法律，这一正常情况下引导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效力的手段，就将失去它对这一发展的影响”，而这个失去了法律影响、规范和引导的社会，怎么可能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因此，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在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执法体制。
毋须回避，我们的制度环境还不足以使法官做到完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我们的法官还没有完成职业化过程，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完全能为法官司法提供智识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等等。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法官们承受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官们更多的困难（包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可以想见，没有任何一个本身需要公正（帮助）的人会（帮助）做好处理公正事务的工作。而现行管理体制也难以落实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不能保证公正司法，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司法公正的实现。伴随着法官的职业化和良好执法体制的建立，必将对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推动作用。
正确认识和评价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公正，更需要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全社会良好法治意识作用的充分发挥，无疑是公正评价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社会正义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所在。我国现阶段尚未真正确立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所必须具有的较强社会法治意识，而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现状影响着对司法公正的应有认识，而社会舆论中法治意识的淡化，还直接导致一些案件发生并被披露后，案件的事实、证据乃至法律适用这样严肃的问题，有时竞被舆论左右，已查获事实真相的司法机关甚至欲澄清而不能。“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社会舆论是司法公正的阳光，它一面是司法机关和法官抵制法外干预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它又能够约束司法权力，防止司法专横，纠正司法不公。社会良好法治意识的建立与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培养。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全社会良好法治意识作用的充分发挥，无疑是公正评价司法公正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社会正义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所在。而我们现在只能是充满希望地期望我国社会法治意识进一步强化，更充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审判工作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律工作，外界在关注司法的时候，不应当从生活的逻辑出发对法院的裁判进行随意的评论，对司法权不负责任的批评（监督），在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被允许，换言之，一旦诉讼程序开始，法律就应当坚持舆论的自由必须向公正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的原则。所以当“舆论挣脱僵绳制约时，限制是必须的，限制权力的除了责任，还应当有法律；限制权力的除了义务，还应当有惩戒”。当我们做到这些，我们的社会距离充分的司法公正、符合理性和科学的司法公正就会更近一些。


论监护的性质

赵艳

　　监护是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各国在理论上对监护的界定不一致，同时，各国民法典中对监护的规定也不尽相同。通常我们认为，监护就是指民法上所规定的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保护的一项制度。监护从其本质上讲就是对缺乏行为能力人的监督和照顾制度。监护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 、 问题的提出

　　现代监护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的监护和保佐制度。罗马法时期的监护是家父权的延伸，其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家族财产，免得被监护人和被保佐人挥霍浪费自己的财产，或者其财产被他人侵吞，侵害被监护人和被保佐人的法定继承人的利益。监护人的行为是通过行使一定的职权来进行的。可以说，监护制度在其产生之时，的确是监护人享有的一种权利。但是，监护发展到了今天，其意义已经不在于保护家族的财产，而是被监护人个人利益的维护。而监护究竟是作为一种权利还是义务，或者是否具有其他的性质，又直接关系到一国立法中监护的具体内容，影响到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所以说，确定监护的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在我国，我国目前对监护的立法主要体现于民法通则第二章（公民）的第16条至第19条和第六　　章（民事责任）的第13条，以及民通意见中“关于监护问题”的规定中。虽然内容上涉及到监护的类型、监护人的确定、监护人的资格、监护人的职责等多个方面，但是总体上来说，其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存在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定，不能应对目前社会出现的复杂的情况，而且规定过于原则化，不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关于监护的性质，由于我国立法当中语言表述存在问题，就更加引发了理论界对监护性质的质疑。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8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本身就说明监护在我国民法中是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加以规定的。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语法上错误搭配“履行”与“权利”的含混规定，正反映了立法者当初对监护性质认识的不统一，与第五章“民事权利”中没有规定监护权的做法又是相互矛盾的。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仅仅从我国立法中的规定来界定监护的性质。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第一款中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而第二款中又规定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明显是矛盾的。如果我们单纯的从特定时期立法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不准确的用语中去解释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那么必将陷入到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中。

　　二、不同的学说

　　我国法律不分监护和保佐，民法通则将监护规定在民事主体的“公民”一章中，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对精神病人的监护。但是对于监护的性质，我国的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是否应当确认监护是一种权利。这些观点主要有三种：

　　1、监护权利说。此观点认为监护是一种权利，把监护称为监护权。认为只有从性质上把监护视为权利，才能使监护人正确、主动地行使权利，并实现监护的目的。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的规定，就含有把监护视为权利的意思。对于监护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又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肯定其身份权性质，二是否定其身份权性质。⑴肯定说。认为监护权产生于身份权，是基于监护人的特定身份才产生的。监护权包括亲属法上的内容，也包括亲属法外的内容，其性质都是身份权。也有学者认为，监护权基本同于亲权，只是惩戒权受到限制。而对于精神病人的监护权，在财产上同于亲权，在人身上则以身体和健康的照料、治疗和保护为主，同时也包括对于侵权行为的救济权，以及居所指定权。因而其性质属于身份权。⑵否定说。认为传统的身份权以支配他人的权力为中心，与现代立法及监护制度水火不相容，故我国立法无身份权，监护自然也不是身份权。还有的学者认为，在被监护人没有法律规定的相关的亲属时，可以由其他公民、组织担任监护人，所以一概将监护归于身份权，有失全面。

　　2、监护义务说。此种观点认为监护并未赋予监护人任何利益，而只课以沉重的负担，因此就事理之性质而言，监护是法律课加给监护人的片面义务。有的学者认为，监护人的职责就是监护人的各种义务与责任。这些义务与责任归结起来就是监护人对上负有基于保障社会安定的需要而承担的义务，对下基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需要而承担义务，因此，监护的性质归根结底只能落到义务

上。还有的学者认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对于监护人义务的规定必然多于权利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只有义务的规定而无实质性的权利规定。所以，监护应当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权利。

　　3、监护职责说。监护的内容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和财产，而不是对人的支配的权利。我国民法设立监护制度纯粹是为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决不允许监护人借监护人以谋取自身利益，所以，监护是一种社会公益性质的公职。有的学者认为，监护是一种职责，是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监护人既享有职权（权利），又负有责任（义务）。任何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而推卸或不适当地履行这种责任。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监护的规定，并未赋予监护人任何利益，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是职责。

　　三、对监护的定性

　　我认为，监护在性质上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以义务作为前提和中心的。我国理论界中相当数量的学者将监护的性质确定为义务或者职责，存在许多不妥之处。首先，从各国监护制度的规定来看，监护人除了负有监督保护的义务外，还享有诸如获取报酬的请求权以及法定理由下的辞职权等权益。比如，瑞士民法典416条就明确规定了监护人有请求报酬的权利。德国民法中规定，监护人履行监护以无偿为原则，但是存在例外，即“如果法院任命监护人时确定监护人系职业性行使监护职责，”那么“监护法院应当准许给予监护人或者监护监督人报酬。”台湾民法第1104条中规定：“监护人得请求报酬，其数额由亲属会议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财产收益之状况酌定之。”对于监护人为监护事务的执行所支出的费用，德国民法中明确规定得请求偿还。瑞士和日本民法中虽无明确规定，但都作出类似的解释。此外，对于辞职权，各国民法中普遍规定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辞任。比如日本民法中规定：“监护人有正当事由时，经家庭法院许可，可以辞去其任务。”由此看来，认为监护只是基于对被监护人利益的考虑，而没有对监护人权利的体现，从而将监护定性为义务，或者片面的将监护置于公法视角下，把它理解为强制性的职责，都是不准确的。其次，就监护自身的本质而言，监护是对于不在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或者宣告禁治产人予以身体上和财产上照顾的制度。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对监护和亲权予以区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监护是作为亲权的延伸和补充而存在的。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很明显是基于亲权的欠缺而由亲属权发生的，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监护权，则产生于配偶权和亲属权。所以，从监护权产生的根源上来看，监护是一种权利。至于监护权是不是身份权，我个人倾向于它不一种身份权。因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不仅仅是亲属，还可能是亲属之外的自然人、组织甚至政府民政机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监护权归于身份权，有失全面。还有一点就是，为与世界各国立法达到到一致，我们有必要在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过程中增加指定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类型，那么身份就更无从谈起了。再次，确定监护权为民事权利是我国解决区际监护纠纷的基础。根据我国香港法律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权利而不是单纯的责任。在父母双方健在的情况下，不允许放弃或者让渡对子女的全部或者部分监护权。按照澳门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有权收取报酬，所以监护行为不是单纯的义务，也具有相应的权利，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台湾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监护人于保护、增进受监护人利益之范围内，行使、负担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可见，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民法中都体现了监护是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的，因此，我国有必要明确监护的性质，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最后，在明确监护的性质的基础上，规定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时有获得报酬的请求权，使得监护人对其履行的职责有所补偿，可以进一步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同时，应当明确规定监护的期限，并赋予监护人在法定理由下的辞任权，完全实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对于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和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利津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