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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孙继国


内容提要：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对于构建平安监狱、和谐监狱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职务犯的社会背景、心理特征、个人素质、行为特征等，决定了其在服刑改造中表现出有别于普通刑事犯的特点，民警在职务犯的刑罚执行中,既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大胆管理，又要考虑其各种个体特征，因人施教,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推动监狱公正文明执法。

监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又会促进监狱的发展，监狱和社会是种互动关系。作为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执法者（警官）与被执法者（囚犯）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金堂监狱作为全省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本文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意义

（一）刑罚的目的决定了警囚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对犯罪者实行报复，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惩罚管理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罪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二）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中国刑罚制度变革的需要。我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自由刑为中心的时代，犯罪者80%以上由“自由刑”加以处置。在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影响下，刑罚制度变革，无论是倡议“废止死刑”，还是主张推行“社会矫正”等，皆可视为企图缓解刑罚关系的“紧张”。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其实也是在具体刑罚执行过程中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缩影吧！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简单、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刑事措施既要有“宽”,又要有“严”,而且两者之间必须“相济”。但是不同的时代,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对于如何“宽”,如何“严”,宽严之间如何“相济”其实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 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建立警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很有必要。

（四）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的需要。保障罪犯权利是监狱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之一。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罪犯人权状况近年来了有很大改善。但由于各方面（法律、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罪犯特殊的地位，罪犯的很多权利又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职务犯的特点又决定了其维权意识相当重，这就势必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基层管理民警要通过自身的执法素质、人格魅力，与罪犯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有益和必要的保证。

（五）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是构建和谐监狱、打造平安监狱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监狱对罪犯的惩罚本身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打造平安监狱要求必须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调动监狱刑罚主体双方的积极性.


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条件

（一）行刑理念。刑罚对罪犯惩罚的唯一后果是：剥夺罪犯的自由，这一行刑理念是保障罪犯享有其他未被剥夺的概念上的权利，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行刑基础。

（二）民警条件。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警要有较高的执法理念、执法知识、执法素养、执法艺术。正确的执法理念指引民警正确执法方向；丰富执法知识让民警更精准、熟练的执法；厚重的执法素养让民警赢得罪犯的尊重；高超执法艺术让民警在执法工作中更驾熟就轻、游刃有余。

（三）罪犯条件。职务犯的个体特点决定其角色转换慢、身份意识淡薄、行为养成差。但他们作为警囚关系主体之一，其配合程度直接决定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成败。

（四）法律条件。刑事执罚最主要的依据《监狱法》，它已颁布十多年了，已经严重落后监狱执法工作实践，加之，《监狱法》无具体操作细则，法律法规的缺失制约着监狱工作的开展。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有许多东西急需突破现有的法律与国际司法接轨，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急需法律上的完善和认可。

（五）政策、法规条件。时代的迅猛发展注定了法律制定程序上的滞后性。充分利用政策、法规的灵活性，根据对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及时做出反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六）亲情及社会帮教条件。职务犯心理需求层次较高，心理矛盾大、心理落差大等特点，要求监狱要做好职务犯亲情和社会帮教工作，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条件之一。


三、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措施、方法和手段

（一）激活行刑主体（警官）和受刑主体（罪犯）。激活行刑主体（警官）的核心就是监狱或监狱主管机关采取有效激活措施让监狱民警能够管理（职业再教育学习、培训等）、愿意管理（解决政治地位、工薪待遇、其他后顾之忧等）；激活受刑主体（罪犯）关键要罪犯由被迫到自觉参与到整个改造的大环境中去，根据职务犯的特点，调动其改造自觉性，发挥改造活动的主人翁作用。

（二）劳动重在体现改造功能。职务犯参加劳动改造是法定义务。劳动在职务犯的改造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对于体验劳动的艰辛、珍惜劳动成果、调整情绪、锻炼身体、转移其注意力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效果。但在实践中，鉴于职务犯年龄、身体特点，要充分考虑到职务犯的体能和劳动素质，项目选择要适宜，劳动定额要恰当。

（三）严格考核，执法公开。职务犯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考核和刑事奖励，在其最关注的减刑、假释方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严格考核，职务犯与社会犯不一样，可以说对其考核是分分计较、厘厘计较，所以说对其考核奖、扣分必须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尺度一致。二是政策公开，把减刑、假释、保外的条件公开，程序透明，结果公示，的异议的可以复议，这两点做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稳定其改造情绪，取得他们对我们民警公正执法的信任。

（四）通过分级处遇调动职务犯的需求。职务犯由于过去工作的经历，很在乎其分级处遇。他们时刻都在相互比较，自己与他犯的服刑待遇，民警在实践工作中认真抓好职务犯这一心理，对调动改造需求，融洽警囚关系是相当有必要的。

（五）放宽亲情会见条件，扩大社会帮教的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罪犯，职务犯情感更丰富，绝大多数都有稳定的家庭、浓厚的亲情、丰富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亲情和社会关系对他们情绪的影响和改造活动的支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民警要尽可能通过安排亲属会见、社会帮教、通信、电话等来促进其积极改造。

把共同从事某一类工作的一群人称为一个职业，要满足四个衡量标准：一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能力通过长期的专门训练才能获得；二是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或者提供的服务非其他人所能提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唯一性；三是职业判断的心证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干预，不被取代；四是这些人的职业能力、职业业绩、工作评价、管理惩戒等，依赖于群体内的同行自律性管理。符合这四个条件的领域便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而一个职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在这个小独立王国里，职业人士们使用着外界不使用甚至外界听不太懂的语言，遵行着比外界更高、更严的行为标准规则。自然而然地，一道风雨不透、坚实的职业围墙逐步建造起来。

法律职业，包括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在内，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层次上的独立王国。法律职业的历史发展验证了它所具备的那四个条件，国内外的法律职业实践也证明了法律职业在法治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与不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相比，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检察官、法官除了具备法律职业的一般特点外，又增添了“公共权力职业”的特别要求。因此，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的一般纪律规范、职业道德对检察官法官也有约束作用。

墙内墙外的素质差别

在法律职业王国围墙内，法律人的素质称为职业素质，而围墙外的素质称为一般素质。本文无意详述两类素质的详细构成，而只是列举几组经常谈到的事例来说明这种差别。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个别当事人任意挥洒个性甚至冒犯法庭、冒犯法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对手可能会火冒三丈、反唇相讥了，但法官必须具备超乎寻常的耐性、克制和包容，同时又体现出维护法律尊严的果断，制止当事人的不当言行，引导当事人实现诉讼程序的目的。

当某一起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时，很多人会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社会舆论、群体情绪或者政治观点对法律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甚至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激扬。而作为职业人的法官必须将社会上的这些观点放到“法律过滤器”中加以过滤。只有那些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精神的观点才能进入法官的视野。即使法官个人与民众有类似的感受，甚至内心也同意民众的普遍观点，但法官仍然需要将这些观点经过过滤之后，再放入法律的“模具”中，制成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规格的法律产品，拿出来交给法律同行评判。否则，法官的观念可能会直接赢得民众的欢呼，但可能会被同行笑话，而最终会反过来殃及民众的根本利益。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早已通过民主程序吸纳进了立法之中，而民众一时一事的情绪和舆论不能作为法律职业人作出职业判断的直接依据。何况法官是国家公职人员，更有责任实现和维护体现在法律之中的民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法律职业的行为标准有时看起来不太近乎民意、近乎人情，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更高的职业标准遵从民意、体恤民情。我们应当努力登上这个台阶来看待法律职业人的行为，而不要把职业标准降低到普通标准。否则，我们就是在平夷、拆除法律职业王国的围墙，削弱法律职业的作用。

法律职业管理的特别方式

在法律职业的四个基本特征之下，法律职业的管理方式也体现出特别之处。这里并不想列举具体的特别管理方式，而仅对一些问题略加提示。

职业管理的禁区。通常说来，法官作出职业判断的心证过程是无法“管理”的，因为对这一过程的管理会使法律职业失去其基本特征，最终将导致职业作用的消灭。我们可以通过层级机制、选择机制等以一种职业判断取代另一种职业判断，但不能以一种作出判断的心证过程取代另一种心证过程。心证过程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不可取代性，所以法律职业管理自然就把心证过程作为不可触碰的禁区了。

职业管理的威力。在职业管理中，将某人逐出职业王国（取消资格），相当于大王国里的死刑判决。对职业人士的制裁，其核心目的是对其职业地位产生影响。实际上这也是职业管理威力的集中体现。因此，即使是对某职业人士的公开训诫，也可以相当于在大王国中若干年监禁的威力。职业管理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很轻的惩戒，实际上在职业王国里对该人来讲可能就是一次影响重大的惩罚。

避免其他管理方式带来的职业灾难。国内外实践的经验教训表明，职业管理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管理方式会混淆法律职业与其他领域的界限，直接导致法治力量的削弱甚至消灭，影响民主建设，引发法治危机。究其原因，一是行政式管理的高效率的诱惑；二是管理权力固有的优势；三是对职业特征的无知和拒绝。而且，很多危机的出现源自第三种原因。由于个别管理者未能深刻认识和真正接受法律职业的四个本质特征，最终难以实现努力的目标，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了。当前，这已成为司法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

职业王国围墙的未来

法律职业加固王国围墙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对加固围墙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高大坚固未必真正结实，风雨不透也未必能够持久。形式坚固也不能完全排除内里空虚，闭关自守最终会导致生命力丧失。要想获得民众的理解并认可，法律职业或许应当考虑增加围墙的能透性，多建一些?望孔、通气窗，甚至将围墙改造为铁栅栏墙、景观树墙，这样会增加法律职业的透明度、亲和力。关于司法工作大众化要求的本质也在于此。

随着司法民主水平的提高和对法律职业认识的发展，法律职业王国的“拆除围墙”运动也在酝酿之中。司法为民，司法便民，接近司法……无不预示着某种发展趁势。“拆除围墙”未必会毁掉法律职业王国。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的理念能够跟得上的话，拆除了法律王国的围墙并不是将王国夷为平地，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应当是一片稳固、平坦的高地，一片承载法治理念、法治制度、法治技能的法治沃土。这片高地不但不会消除法律职业的本质特征，反而会以其给人民带来的更多的法律福祉赢得人民的更大的信任，获得更大的权威。

面对这样的高地而不是灰色的围墙，人民更相信法律会保护自己，知道法律人凭借地位之高而非围墙之高能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人民当然有了更高的安全感。人民对这片“法律高地”仰之弥高，而这种尊敬和信任又成为法律职业发挥作用的力量源泉，成为实现法治的精神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