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司法能力，本文要讲的司法能力是有限的“不据法司法”能力，是指在司法中遇到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或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却无法化解矛盾或冲撞社会公平正义底线时，能依靠社会、政治经验的直觉寻找到正确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办案能力。如果法官都是些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在各个案件中发现正确判决的圣贤，那么施行这种“不据法司法”的做法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人们极易作出失误判断的复杂的社会中，培养这样的法官是很难的。可如果法官在应用法律规则的同时，多一些睿智、社会、政治的直觉或有原则的本能，那在各个疑难案件中发现政治、社会、法律效果一致的正确判决将成为可能。笔者就是希望通过本文寻找这种可能。
2007年，当笔者第一次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时，笔者感觉到自己不知道是法律的工作者还是政治工作者，困惑了。然而在笔者看过徐振博法学博士的《“三个至上”寻找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之后，对“三个至上”所体现的法律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三个至上”不仅旗帜鲜明开创了有中国本分的法律哲学，而且也为广大法官司法提供了社会、政治的直觉和思想方法。特别在遇到非常规案件、根据具体法条材料常常得不出社会可接受的答案时，“三个至上”的法理哲学更显现出能为法官司法开启智慧之门的导引作用，为正确判决探出途径的方法作用。全文共7189字。
关键词：三个至上 锤炼 司法能力
以下正文：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情况，从形式上看办案没有问题，但社会矛盾就是得不到有效化解，有时候还崩塌法院形象，毁损了从点滴建立起来的司法公信力。如“天价逃费案”，该案被告时建锋在自己的货车上安装假军牌，共逃费2361次， 价款368余万元。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此案宣判后一时舆论哗然。该案属于典型的机械办案、就案办案，不注重判决是否与社会直觉的公平正义差距的结果。又如“许霆案”，因自动柜员机系统升级出现异常，许霆连续170余次取款174000余元。一审法院认定许霆犯有盗窃金融机构罪，判无期徒刑。此案判决引发社会的广泛质疑后，重审判其5年。该案属于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的结果。再如“二奶继承案”。四川省黄某死前立下遗嘱并公证，将财产一半遗赠同居的张某。张根据遗嘱索要遭拒绝，遂诉法院并获判得财。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广泛争论后，二审判决黄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二审属于兼顾了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才很好地维护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结果。上述三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经常遇到的，可办案结果均却给法院形象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这些案件的存在不仅考验了法官运用法律规则能力，也考验了法官对社会的回应能力和对政治的判断力。同时也考验了法官在政治、社会和法律之间的平衡力。从上述一些案件看来，法官具有娴熟的业务知识是不够的，他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锐犀的政治判断力。娴熟的业务知识通过系统学习可以获得，而社会经验和锐犀的政治判断力则通过什么样渠道可以历练取得呢？在这个复杂变化的时代有没有一种可以照亮了法官的思想空间，使他们视野度更高、世情更练达准则存在呢？笔者认为“三个至上”具有“不据法司法”的司法直觉，她可以作为一种法治原则和精神存在，而且能为法官穿透上述案件提供智慧之源。为此笔者就如何用“三个至上”这个“不据法司法”的司法直觉锤炼法官穿透疑难案件的司法能力谈几点看法。
一、“三个至上”旗帜鲜明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法理哲学。
一个法官对案件的穿透力取决于他对法律的社会价值功能的认知程度，也是对法律哲学的认知程度。什么是法律哲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法律哲学，就是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中国家、政治、民族、伦理等的基本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提出的“三个至上”，显然不是结构复杂的法律网络某个点，而是可以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居于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科学系统的最高层次的理论基石。她不仅能作为寻找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的理论，而且是中国实现更高程度司法公信力的法律哲学。⑴她鲜明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分别体现在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层次的要求。同时为法官司法提出明确目标，为法官司法依次递进设了三道标准，培养了三个方向直觉。
（一）法律至上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一层要求，设了第一道标准直觉是宪法法律至上。法官司法，首先要严格依法。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特别在我国法官数量众多，为保证法律的统一，一定需要比较强有力的法院组织结构；一定需要法院内部比较强有力管理审判权力的组织；一定需要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人民需求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二层要求，设了第二道标准直觉是人民利益至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核心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司法是人民司法，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各项司法制度都是由人民在司法实践中创造、确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司法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司法，靠人民司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司法制度最本质的区别，也是这一司法制度能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⑵
（二）党要求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三层要求，设了第三道标准直觉是党的事业至上。“三个至上”旗帜鲜明体现了党的意志，是一个国家政治性的法律观。马克思观点认为，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其反映的必然是执政阶级的意志，维护的必然是执政阶级的事业。“三个至上”把‘党的事业至上’放第一高要求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观点。
在我国，所谓“法律的政治性”，很容易被误解。其实，法律的政治性，她首先指法官在法律无法具体适用的开放领域的被迫的“偶尔依照社会需求、大局要求创造性、能动性司法”，她也是指法官在运用法律规则所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并不一定是刻意追求)对政党或政党纲领的忠诚，或对与政党或党纲都无关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她决不是要把法律工作者都变为政客。很显然“三个至上”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政治、人民的角度去理解和执行法律，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观点，也是我党第一次旗帜鲜明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法理哲学。
二、“三个至上”为法官提升司法能力的通道上开启三道门
提升法官司法能力，通常是指提升法官运用法律规则的能力，然而遇到非常规案件时，仅具有运用法律规则的能力是显然不够的。特别在我国职业制法官体系中，走的大致是高中、大学本科，经司法考试进入司法，他们基本上是一辈子在法院官僚体系中一级级晋升，社会地位不高，社会经验、政治经验缺乏，此等情景下，如果遇到无可适用法律时，拿不准时脉，切不着时搏正常。有的人会说，为什么不走英美法官之路，从旁门进入司法系统，从较多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人群中挑选法官。如果选择美国的旁门制，法官数量就必须大大减少，可以想象中央政府或全国人大来挑选9甚至50位大法官，仅挑选和任命就会很成问题。另一个问题法官少了，又如何能以目前的模式有效处理中国目前正大量涌向各级法院的各类常规的社会纠纷？行不通。目前要提高法官司法能力，要保证法律的统一，一定需要比较强有力的意识教育，锤炼一批比较有政治社会经验、知识和能力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的法官队伍，而“三个至上”恰恰能为这种强有力的法治理念教育指出道路，开启了智慧之门。
（一）“三个至上”言简意赅为法官司法开启掌握政治、社会、法律三道思考之门。
“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虽然不能提供法律适用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但她能确立一种信念尺度、立场态度和思想方法。“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可能给不出我们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答案，却指给法官如何去找到正确答案的三道门。第一道是简单案件运用法律规则司法；第二道是复杂案件在很难寻找到可运用的法律规则基础上，或如果适用的法律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时要充分考量社会的接受点和需求层面问题，应寻求人民、社会需求点而办案；第三道是遇到疑难案件在运用法律规则有问题时，或如果适用时滞性的法律，适用结果直接冲撞社会大局时应充分考量社会需求点和政治效果而司法。也许有的人会这样认为，“三个至上”的三道坎，如此的要求泛化了，太政治化了，其实不然。马克思观点认为，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社会上、政治上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而“三个至上”就是我国国情决定的，是由我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也就是说，“三个至上”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是必然的，不是人为可以着意添加或者删减的，这是我们当代法官必须坚定的法律信念基本观点。在这里我们更可喜看到“三个至上”除了为法官司法提供了三个适用法律的依法着力点外，还为我们法官司法照亮思想空间，开启三道门，提出了三个目标。
（二）“三个至上”为法官提升法律哲学素养开启了历练之门。
实践中，一些法官难免会认为，法律哲学是难懂的学问，离实务太远，甚而恐“哲”畏“哲”，这一点笔者也认同。然而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变得纲领性和现实性了，言简意赅，而且融汇政治、社会和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智慧结晶，比起那些关在象牙塔里的法律哲学研究肯定更具有活力的，更易理解，更易掌握。当然，“三个至上”作为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也有其理论性一面，“三个至上”本身贯穿着司法经验总结和中国本分的法治精神，但法理的因素不仅是造就现实的法律的理论依据，而且是修正现实法律弊端的重要理论力量，只要方向准路对，智慧之门的开启就剩下的只是理论层面问题，功可利器。旗帜鲜明的东西让人旗帜鲜明易理解、易掌握。当代中国法官人格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用中国的方式去塑造、去充养。法律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法律哲学在法律人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得以生成和丰富。优秀的法官正是在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的熏染和引导下，才逐渐形成了捍卫党的事业、服务人民、忠诚法律的法律人格，而这是任何具体法律知识所无法企及的。⑶“三个至上”以其鲜明的党理、人文和法理立场弥补了法官可能在某具体应用法学上的局限和不足，使其依凭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同样可以洞见在不同部门法中显现着的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光辉。“三个至上”鲜明中国特色法律哲学不仅是法官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更是为法官开启了其法律人格、素养并巩固其对审判职业情感认同的历练之门。
三、“三个至上”为法官实践提供递进的思想方法
“三个至上”法律哲学是对我国法律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的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的分析，她在法官思考实践领域中起到最基础的作用，“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素养不仅能提升法官运用法律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能够弥补法条适用的漏洞。换个角度来说，我国法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而“三个至上”法律哲学价值内涵就是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她不仅居于法律科学系统的最高层次，也是构筑法官法理观和法治观的理论基石。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非常规案件、根据法条决策材料常常得不出社会可接受的答案时，“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为法官寻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提供了递进的思想方法，也为法官作出正确判决提供了递进的途径。
所谓的司法递进思想方法，是指法官司法办案，不仅依法，而且还要根据案件需要递进考虑案发当地的人民需求、社会实际、政治要求。“三个至上”告诉我们法官递进的思想方法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必须能够回答我们身边的问题。要做到既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法结”，又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心结”。那种机械办案，不重视矛盾有效化解，往往导致案件处理形式上合法，实际问题却不能决的后果，久而久之必然引发当事人对政法机关甚至对党委、政府、国家的积怨，进而加剧上访、闹访现象，甚至酿成极端事件。因此，司法办案寻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三个至上”递进思想方法的核心价值，也是“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必然。
当然，坚持司法为政治服务，并不代表两者可以合为一体，法律毕竟是以自己稳定的规则的形式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鲜明的政治性与彻底的人民性相统一的司法制度，人民法院确立“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类各种司法制度及其活动的共同发展规律。⑷法官讲政治、顾大局，其实就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在运用“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去开展审判活动，谓之能动司法。那些反对法官角色政治化的意见或观点不仅不符合实践，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西方法学家基于他们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也承认，法律是调和、协调、折中这些彼此相交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司法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国家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无不追求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和谐。我们办理案件，公正司法，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去化解矛盾，实现安定，促进和谐。
四、“三个至上”是法官思考实践的价值目标
随着社会的转型，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样化的主体、多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多领域的利益冲突，趁势越来越复杂化，有的单靠技术手段或司法手段是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迫使我们法官除了掌握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外，还必须熟练掌握“三个至上”的法律哲学内涵，才能有效化解有政治意义或有社会意义的社会矛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需求会日益增加。特别遇上下列三种情形案件就更需要有政治上、社会上敏锐和犀利。⑸首先，遇到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但必须且只能由法官通过“解释法律”——其实是“偶尔立法”——来解决的新现象，例如侵权案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⑹其次，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也需要运用政治判断才能有效解决，例如“许霆案”。⑺第三，由于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以及民众对相关信息了解有限，法院无论如何判决，都可能引发很多争议，但法院只能也必须基于社会的核心价值(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做出一种显然有政治意味的选择，例如所谓的“二奶继承案”。因此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是法官维护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必需。
当然应用“三个至上”来政治判断和政治考量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执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这种做法应当反对。它可能会破坏政治和法律区分，结果既不利于政治，也不利于法治。但至少在上面提及的这三种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则必须以规则治理的方式承担起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否则，法院的司法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侵蚀；短期的民粹一定会转换成为媒体的舆论压力，党、政、人大等机关会对司法机关施加强大、直接的压力，而这会极大冲击司法独立的发展。“天价逃费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换言之，政治性判断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
在法官处理难办案件之际，除了考虑法律之外，必须考虑系统的后果——对社会，对整个政治制度。法官当然首先必须依法，但他还必须考虑政治、社会和法律效果。如果司法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基本道德和社会共识或当代中国人的公平正义观相抵触，这样的判决在社会中一定不会被视为公正的判决，并最终会变成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例如“许霆案”。⑻有社会考量或政治判断并不必定是追求司法社会化、政治化，而恰恰是为了避免司法社会化和政治化。
五、“三个至上”是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的不竭源泉
当代中国法官在担当评价纠纷本身是非标准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化解纠纷的内在矛盾，与西方法官相比多了个行政角色，在这种要求下，我们的法官要是仅仅持法条主义，不兼顾政治问题是很难在处理“难办案件”之际寻找到有效的方法。如何才能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呢？笔者认为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将可以为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探出有效途径起导引作用。这是因为：
（一）“三个至上”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供原则标准和要求。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决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党的政策。政党方针、政策众多繁杂，作为法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众多法律法规已实属不易，在兼顾问题上不必被要求到能适用或套用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如果法官能有一种让其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能在各个案件中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吗？如果有就是“三个至上”，只有她的科学内涵能让我们法官有一种“不据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而就能兼顾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来司法，“三个至上”的几个字就能让法官一览全局，如此司法易行、易通、易取得效果，特别在一个人们极易作出严重失误判断的不完善的社会中，这更是科学之道。因此，法官司法，首先必须做到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三个至上”的三个内在关联性要求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铺阶搭梯。相对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不断发展，法律具有原则性和滞后性。如果我们承认任何法律均存在漏洞或不足，那么法官简单地依法条办案就不可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处理疑难案件、解决疑难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的、明确的法条可循，政治因素或者说是政治后果往往能左右司法决定，每个正确的法律解决办法都是正确的伦理解决办法或者政治解决办法。法律哲学上有个经典的例子：当遗嘱人被继承人杀害，是否允许该继承人继承遗产呢？此时就有尊重遗赠意愿和任何人不能因犯罪而获利这两个法律原则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这时我们就应该跳出法律的规定，撇开这两个都可以用又都不好用的原则。可以换个思路，从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上来考虑问题。如果遗嘱人知道继承人会杀害他，他还会愿意让继承人获得遗产吗？这样的思维方式、解决办法，就是“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运用，也可以说是能动司法，效果会是好的。⑼
没有“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指导、引领，法官的司法审判实践很容易成为法条指挥下的机械操作，一旦遇到立法滞后等情形，就会难以适从。“三个至上”，就在于不断提醒法官使他们自觉地从僵化的教条中解脱出来。“三个至上”不只是作为一种指导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和精神而存在。研究法律问题，有时必须跳出法律；研究具体案件，有时必须跳出具体案件；研究有中国国情疑难案件时，有时必须跳出具体法条，用“三个至上”、用法律原则和精神更能寻找到办案的方向。
因此说，“三个至上”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不仅能够作为法官的法律思维和司法方法，而且是法官穿透疑难案件的智慧之源。(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州府办发〔2012〕29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顶效开发区管委会：
《黔西南州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实施管理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贯彻落实。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黔西南州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黔府发〔2012〕7号）文件及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扶持的微型企业应符合工信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确定的微型企业标准，且实际货币投资达到10万元，并带动5人以上（含5人）具有本省户籍人员就业。结合我州实际，重点扶持从事加工制造、科技创新、创意设计、民族手工艺加工、特色食品生产和能源加工、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技、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业、农林副产品加工业、环保服务业及民族制药、旅游产品等具有我州特色的产业和新兴业态的微型企业，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作出适当调整。
第三条 县（市）、顶效开发区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工作，形成各级政府为主、相关部门协同、社会各方参与、工商协调服务、建设管理并重的工作机制。各级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微企办）。微企办设在同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微型企业的发展规划、创业培训、创业审核、政策扶持、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
第二章扶持政策
第四条 从2012年起，全州每年扶持创办1500户微型企业，力争完成2000户，新增就业人员7500—10000人，孵化一批具有稳定成长前景的微型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创业经验和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家队伍。微型企业在实际货币投资达到10万元后，政府给予5万元的财政资金补助。补助资金按省、州、县7:1:2的比例分担，各级财政承担比例年终清算。
第五条 微型企业除享受国家、省和我州对微型企业及特定行业、区域、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其实际缴纳的所有税收中省级及以下地方留存部分总额进行等额奖励。单个微型企业税收奖励总额累计不超过15万元。
第六条 有贷款需求的微型企业，可获得15万元的银行贷款或担保支持。
第七条 按规定免收涉及微型企业的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三章创业申请
第八条 享受创业扶持政策，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不属于国家禁止经商办企业的本省户籍人员。
（二）具有创业能力。
（三）无在办企业。
（四）创办的企业实际货币投资达到10万元。
（五）申请人与他人创办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其出资比例不低于全体投资者出资额的50%。
（六）带动5人（含创业者本人）以上本省户籍人员就业。
（七）其他应当具备的条件。
第九条 申请微型企业创业扶持的创业者，应当向创业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提交以下材料：
（一）微型企业创业申请书。
（二）身份证明。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一）、（二）项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出具同意推荐意见。申请人应当将上述材料提交创业所在地基层工商分局。
第十一条 基层工商分局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三）、（五）、（六）、（七）项的规定进行初审。审查符合条件的，出具审查意见，并告知申请人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有关前置许可及扶持微型企业应当具备的相关手续等，同时将申请资料移送创业所在地县级微企办。
基层工商分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和资料移送工作。
第四章 创业培训
第十二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同级微企办、农业、财政、扶贫等部门做好微型企业创业人员的创业培训工作。
第十三条 县级微企办收到申请资料后，应当将创业申请人纳入微型企业创业培训计划，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按有关规定开展免费创业培训，培训合格后颁发合格证。
培训机构的培训补贴标准、申请和拨付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微型企业创业培训以提高申请人创业能力为目的，开展政策解读、项目选择、担保贷款、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合同签订及风险规避、员工聘用与社会保障、工商税务知识、创业实例分析、创业投资计划书制作等内容的培训。
第五章 创业审核及注册登记
第十五条 申请人通过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后，应当在创业所在地以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开设账户，并在提交创业投资计划书前将投资资金存入该账户。
第十六条 创业审核按照尽职审查和集中会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申请人向创业所在地县级微企办提交有关前置许可资料和创业投资计划书后,微企办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将初审意见提交由工商、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税、地税、审计、工业和信息化、人民银行、银监、金融、商务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审核。评审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10个工作日召开一次，也可由评审委员会主任根据工作需要提议召开。
第十七条 创业审核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创业者基本情况。
（二）投资资金证明及经营场地证明。
（三）带动人员就业相关证明。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培训合格证或具有相关创业知识的证明材料（建议保留此条，根据省政府7号文件要求需对扶持对象进行创业培训）。
（五）投资计划书（应当具备以下内容）：
（1）拟创办微型企业的人员及组织结构。
（2）拟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情况及管理计划。
（3）市场预测及营销策略。
（4）创业投融资计划。
（5）财政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等财务规划。
（六）注册登记应当提交的相关材料。
（七）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第十八条 县级微企办应当及时将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的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天。公示结束后，县级微企办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已通过创业审核的申请人相关材料移交创业所在地基层工商分局办理注册登记。
第十九条 基层工商分局收到县级微企办移送的申请人的注册登记材料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依法办理微型企业注册登记。
第二十条 各级微企办、相关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对创业审核中获知的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六章 补助资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应当根据同级政府确定的微型企业发展计划，按程序报批后安排扶持微型企业发展资金预算。州级财政部门将应承担经费按一定比例预拨到县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二条 县级财政部门于次年向州财政部门提出清算上年微型企业补助资金申请，州财政部门按规定及程序审核清算后，纳入上下级财政结算事项办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微企办每周汇总已注册登记的微型企业提出的资金补助申请后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补助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按国库管理支付规定办理，在5个工作日内将补助资金划入微型企业开设的银行基本账户。
第二十四条 微型企业获得的补助资金，应当按《企业财务通则》、《小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处理。
补助资金应当按审定的投资计划书确定的购置或租赁经营场所、购置设备和原材料、加盟费、特许经营费等用途使用。
微型企业使用补助资金时，应提出申请经所在地县级微企办审核同意后，开户银行方可支付补助资金。
第七章 税收奖励管理
第二十五条 税收奖励由微型企业自创业后次年起每年2月底前向所在地县级微企办提出申请，县级微企办会同财政、税务等部门进行审核。
第二十六条 各县微企办完成税收奖励申请审核工作后，于当年3月中旬前将相关资料上报州微企办，由州微企办分别会同同级财政、税务部门审核后于当年3月底前下达各级财政应承担的奖励资金，并通过年终财政结算办理。县级财政部门于当年4月底前完成税收奖励的办理工作。奖励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按国库管理支付的规定办理，资金划入申请人开设的银行基本账户。州微企办在6月底前应当将税收奖励的审核、拨付情况报省微企办备案。
第八章 贷款和担保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有贷款需求的微型企业，可向县级微企办提出贷款申请，审查合格后，交由承贷银行或担保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不超过15万元的银行贷款或担保支持。
第二十八条 全州范围内有网点的银行（信用联社）作为承贷金融机构，并提交州微企办。
金融机构要简化操作流程，积极创新和开发适合微型企业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并为扶持对象提供信用担保和贷款支持。
第二十九条 州内融资性担保机构要积极为有贷款需求的微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财政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减收微型企业的担保费。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出非财政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名单，微企办与承贷金融机构最终确定各方认可的担保机构并报州微企办备案。
担保机构对微型企业提供低保费担保的，可按有关规定享受担保业务补助及奖励。
第三十条 符合《关于印发黔西南州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试行）》（黔西南银发〔2011〕136号）和《关于进一步推动妇女就业贴息小额贷款工作的通知》（黔财社〔2010〕195号）规定条件的微型企业，可申请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并享受有关贴息优惠。
第九章 服务体系建设
第三十一条 加强创业辅导、管理咨询、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中介机构面向微型企业开展创业指导和综合服务，提高微型企业创业成功率。
第三十二条 突出产业导向作用，合理引导微型企业产业投资方向，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防止和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发展。
第三十三条 大力培育产业园区及微型企业创业孵化园，鼓励支持微型企业入驻工业园、产业园区，引导微型企业集聚发展。
第三十四条 探索建立各级政府、各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等共同构成的微型企业帮扶机制，协助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高微型企业“成活率”。
第三十五条 在政府采购、资金政策和项目安排等方面，对微型企业给予与其它企业同等的待遇，进行重点扶持。
第三十六条 鼓励微型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微型企业与高等院校合作，支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
第三十七条 积极组建微型企业协会，探索建立微型企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微型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方式从事经营活动，利用信息网络销售和推广产品。
第三十八条 全面推行行政指导，通过建议、辅导、提醒、规劝、示范、公示等多种方式，引导微型企业守法经营。
第十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 各级微企办会同工商、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金融等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企业生产经营、劳动用工情况等进行指导和监管。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严厉查处微型企业套取、抽逃、转移资金和资产等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条 微型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微企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申请人扶持资格，并按规定追回补助和奖励资金。
（一）不按投资计划书使用补助资金的。
（二）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的。
（三）抽逃、转移注册资本（金）及其他资金、资产的。
（四）出租、出借扶持资格的。
（五）采用欺骗手段取得扶持资格的。
（六）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一条 微型企业申请变更或注销登记，应当经县级微企办审查后，由基层工商分局依法办理。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恶意骗取、套取、挪用财政补助资金等违法行为应当记入市场主体诚信系统。相关行政机关、金融机构依据不良信用记录，在银行信贷、行政许可、政策扶持等工作中依法对违法当事人采取禁止或限制措施。
第四十三条 各级微企办、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加强对微型企业发展申请、审批、资金发放等环节的全过程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截留、挤占、滞留、挪用、骗取、套取财政资金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四条 各级微企办负责抓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宣传工作，通过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十五条 各级微企办负责定期公布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工作有关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相关部门应当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州微企办对县（市）、顶效开发区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申请人只能享受一次微型企业扶持政策。
第四十七条 各县（市）、顶效开发区可根据本办法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及配套办法，并报州微企办备案。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微型企业，均指享受扶持政策的微型企业。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州微企办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