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的例外之适用
——评伊莱利利公司诉甘李药业有限公司案
张新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案情概要】
原告（上诉人）：伊莱利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甘李药业有限公司
1990年2月8日原告伊莱利利公司申请发明专利,名称为“含有胰岛素类似物的药物制剂的制备方法”, 2003年3月26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96106635.0。
2002年，被告甘李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药监局）提交了“双时相重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75/25”药品注册申请， 2003年6月就该申请取得了临床研究批件，在诉讼期间,2006年1月取得药物注册批准文号的批件。临床申报资料中的制剂处方记载，该药物的活性成分是赖脯胰岛素。
原告认为：被告已经取得了生产批件，而且在此之前被告已经通过网络宣传其申请的上述药物，其行为性质属于即发侵权和许诺销售，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2005年4月13日，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甘李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开支81万元。
经法院查明，伊莱利利公司96106635.0号专利权利要求2所公开的产品即赖脯胰岛素。可以认定被告申报的上述药物中的活性成分是原告专利技术方案中指定的赖脯胰岛素。据此可以判断被告的上述药物落入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1]
【裁判要旨】
一审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认定,被告甘李公司制造涉案药品的行为并非直接以销售为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所规定的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被告甘李公司在网络上刊载有对“速秀霖”药品的宣传内容，但据此不能判断所宣传的药品是使用了原告伊莱利利公司的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也不能证明被告甘李公司实际生产了用于上市销售的涉案药品，故不支持原告伊莱利利公司主张，即被告甘李公司的涉案行为构成即发侵权和许诺销售。法院驳回伊莱利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伊莱利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主要理由是：（1）甘李公司申报的被控侵权产品是使用伊莱利利公司享有专利权的方法生产的，其申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放市场，因此构成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伊莱利利公司专利方法的侵权行为；（2）甘李公司在其网站上对依伊莱利利公司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进行了宣传，属于做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构成许诺销售或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认为，伊莱利利公司的96106635.0号发明专利权有效，被控侵权产品“双时相重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75/25” 落入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告甘李公司就被控侵权药品提出注册申请，经药监局批准进行了临床试验以检验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甘李公司上述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和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的要求，而不是在本专利有效期内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伊莱利利公司96106635.0号专利方法。甘李公司在专利权的期限内被告也没有从事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伊莱利利公司的上诉主张，即甘李公司的药品注册申请的行为侵犯其专利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外，《专利法》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许诺销售其专利产品或者许诺销售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其目的在于，尽早制止被控侵权产品的交易，使专利权人在被控侵权产品扩散之前就有可能制止对其发明创造的侵权行为。许诺销售以销售产品为直接目的，由于伊莱利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甘李公司在96106635.0号专利权保护期限内从事或可能从事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伊莱利利公司关于甘李公司的宣传行为构成许诺销售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以“即将实施”为前提条件，“实施”的状态应是可能的、即将发生的。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专利权保护期内从事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现实可能性，故伊莱利利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相应的依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法理评析】
上述案件争议的焦点有二：其一,原告对涉案药品的网络宣传行为是否属于许诺销售或者即发侵权；其二,被告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并进行临床实验和申请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本文分别评述之。
一、涉案行为是否属于许诺销售
法院查明，被告使用原告专利技术进行了临床试验，并且获得药品注册批准文号，被告2002年获准进行临床实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2006年1月获得药品注册批件。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管理法规，[2]原告并未进行该药品的任何生产经营行为。
被告获得生产批准文号后，已经具备药品生产上市的条件。但是法院采信的证据显示，被告并未生产药品并上市销售。被告没有“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产品”，也没有对相应的专利方法或依据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进行以生产经营目的之使用。
被告在公司网站宣传、介绍涉案产品的行为是否构成“许诺销售”？许诺销售从英文“offering for sale”译来，其含义是为销售目的而提供产品，或者为销售而发出要约的行为。在有些国家甚至将要约邀请视为许诺销售，包括免费向公众提供产品或者广告、寄送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等展示行为，少数人甚至认为展览、公开演示行为也属于许诺销售。《TRIPs协议》并没有给出许诺销售的定义，一般认为，许诺销售是发生在实际销售之前，即合同成立之前的意思表示；许诺销售的目的是为了销售或者缩小专利产品的市场范围，也就是具有生产经营目的；许诺销售可能毁损及专利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利益。我们可以理解许诺销售的行为包括要约或者承诺、要约邀请，甚者没有订立合同意图，但是行为可能影响专利产品销售的行为。
证据显示，被告的公司网站称其“研制的新药‘速秀霖’是新一代胰岛素制剂”，从该网站介绍上，公众只能了解到被告正在研发一种新药，该新药的成分和用途是一种胰岛素制剂，所适应的症状。网站宣传行为仅仅是对公司的研发能力的介绍，而且网站介绍的产品是一种并不存在的产品，对于该产品，被告是不可能进行要约或者要约邀请，因此不属于许诺销售。即使从某些国家界定的广义许诺销售的概念而言，向公众免费提供产品或者广告等展示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产品的潜在市场和消费群体，从而使专利所有人的利益遭到损害。本案中被告的网站介绍，既没有为了销售而进行广告宣传，也没有展示该药品，更没有实际生产药品。因为对于某种产品的广告宣传需要明示该产品，而且我国药品注册管理法也禁止发布未取得药品注册文号和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的产品。[3]该行为不可能对专利所有人的潜在销售渠道造成影响，所以很难谈到许诺销售的问题。从文义解释或者目的解释的角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对于“许诺销售”的解释都很恰当。
至于“即发侵权”，一般认为是侵权行为尚未发生但存在着发生的危险，或虽然已经发生但尚未产生一定损害结果的行为。即发侵权是因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在《TRIPs协议》中规定了防止侵权请求权。即发侵权虽然突破了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但是即发侵权也必须是即将实施侵权行为，如果不制止将实际实施侵权行为或者损害后果就会发生，侵权行为或者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可预测的、现实的；即发侵权的行为人主观上也具有过错，具有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或者过失。
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具有实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之五种行为的可能性，所以也不存在专利权受到侵犯的现实危险，即不存在“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判决书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即将侵犯专利权是正确的。
二、临床实验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这个问题是本案的难点所在。因为被告的网络宣传行为不构成侵权，因此该行为的前一过程——临床实验使用原告专利技术的行为和申请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行为如何定性就成为本案的关键。
在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获得专利和上市许可的过程。
药品与人类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为了事前保障用药安全，需要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进行系统评价，这是药品行政许可制度的主要内容。从药品行政许可的角度把药品分为两种：一种是新药，发现新的药物成分，经过临床前动物实验，以及经药监局批准进行的人体临床实验，临床实验合格后才能获得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另一种是仿制药，仿制药生产商依照已经被批准上市的药物成分进行仿制生产。尽管仿制药获得上市许可不像新药那么复杂和漫长，可也要通过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审查后才可以生产销售。根据《仿制药品审批办法》，仿制药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生物制品规程》），而且与被仿制药品的各项测试对比一致，并报送生物等效性试验资料。因此仿制药生产商也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临床实验以获得审批所需的资料信息。
因为新药含有还没有作为药品使用过的物质，或者已经使用的药物成分发现了新的适应症，所以该新药就具有了专利法上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制药公司会为这些药品申请专利。当这些药品的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具有药品生产资格的公司就可以根据药品标准来生产这些药品。由于药品的销售价格和原料价格之间的差距，而且仿制药不需要支付研究开发费用，在向药品监管机构申请生产批号时，只进行小规模的临床实验来证明仿制药和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同即可。因此仿制药生产商即使以远远低于原来新药的价格销售也可以赚取利润。而新药的生产商则尽力争取用法律手段保留药品的市场独占性。
为了获得生产仿制药的生产批准文号，仿制药生产商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临床实验来获得资料信息。毫无疑问，当新药的专利保护期限届满之后，该种药品可以被自由地仿制生产。然而，有些仿制药的生产商希望在新药的专利期限届满之前完成临床实验和审批所需资料信息的报送工作，这样，就可以在新药的专利期限届满时立刻获得药品生产许可，并生产该种药品上市销售。
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获得和提供药品或者医疗设备的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进行必要临床实验就会使用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该种使用是否侵犯专利权？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属于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而使用专利，根据《专利法》第63条第1款第（四）项，该行为不被视为侵犯专利权。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行为不属于“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但是，该行政审批本身和为了行政审批而进行的必要实验都没有“生产经营”的目的，因此不属于《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制造、使用”专利技术的行为，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行为以生产治疗药品去上市销售为目的进行临床实验，并申请生产批准文号，而使用了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侵犯了专利权。
在第一种观点中，对于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而使用专利，国际条约和多数国家的专利法都将其规定为侵犯专利权的例外行为，以鼓励科学研究自由和促进技术创新，我国也是如此。一般认为，专利发明的实验使用目的是为了验证专利描述的功效和准确性，或者不发生商业影响地使用专利。没有营利目的使用专利技术和侵犯专利权的效果是不同的，实验使用例外最重要的目标是为了防止科学技术进步受到干扰。[4]它体现了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利益和专利权人私益之间的平衡。
实践中，对《专利法》第6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的“专为科学研究、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涵义存在两种解释。一种作严格解释，认为其范围仅仅限于对专利技术本身进行研究实验，其目的是了解专利技术的性能和效果，确定实施专利技术的最佳方案，探讨如何进一步改进专利技术等。另一种是作宽泛解释，即根据《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使用专利技术。[5]该条是对专利权人的权利内容的规定，如果做反对解释，也就是对专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的义务的规定，即以生产经为目的使用专利的行为，即使和科学研究或者实验有关的行为，也构成侵犯专利权，因此该条构成判断专利侵权行为的基础。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中除了主体要件外还必须具有过错和行为要件。过失的判断依据是二个：一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具有营利目的，二是从事了禁止的行为。其行为包括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行为。这种解释在适用法律上的效果和第二种意见相同。
在其他国家，判断实验使用例外的标准也缺乏一致意见，往往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自由裁量的标准则因很多因素而变化，其边界并不十分清晰。[6]德国、日本及1984年以前美国的判决都将临床实验和行政审批行为视为不侵犯专利权。
在1984年以前，美国法院认定的实验使用例外抗辩专利侵权的标准比较宽松，也就是实验使用在本质上不得具有商业利用的目的，[7]除非实验使用的行为在商业上削弱了专利权人的市场份额和收益。[8]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法院的判决中对于以实验使用例外抗辩的认定标准趋于严格。这种转向是以联邦巡回法院对于Roche v. Bolar案[9]的判决作为标志的。该判决表明了联邦巡回法院的观点，即无论什么侵权行为，只要有任何潜在可能的商业意图，都不能适用实验使用例外原则。[10] 其他发达国家也逐渐采纳了美国的标准，即为药政审批所需信息进行临床实验的使用专利技术的行为不再属于实验使用的范畴。因为制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商业利益和商业目的充斥于制药公司的所有行为中，“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只是制药公司直接商业利益之外客观的社会结果。因此，大多数医药产业发达的国家对于“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的使用专利”之例外的范围采用了狭义的解释。
如果采狭义解释，则本案中被告不能够以“实验使用例外”抗辩。法院判决也没有认可其行为的“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而是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经批准进行了临床试验以检验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有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和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的要求，而不是在专利有效期内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涉案专利方法。被告也没有从事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被告的临床实验使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从现行的专利法理解，法院判决适当。从文义解释的角度，“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的使用专利技术的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Rebecca Eisenberg系统地阐述了实验室用例外的认定标准[11]：（1）出于智力上的好奇和兴趣，对专利发明的研究性使用，以检验专利权人对于专利的权利要求是否与说明书一致。（2）研究使用人本身不是专利技术的商业消费者。（3）该行为不能缩小专利权人的销售渠道或者减少其可能的消费者。当然，专利权人无权禁止该发明领域内后续研究中对于专利发明的使用，这种使用可能对专利技术有所改进，或者找到为达到相同目的的替代方法。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在事实明确后，可以授予专利权人一种合理的权利，使其获得研发专利发明所支出的最初费用的足够回报。因此法院没有依据《专利法》第63条判决，被告的行为不是纯粹为了检验专利技术的准确性，其临床实验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药品注册批号，其间接目的却是药品上市销售。法院而是采用解释《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是否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因为这种临床实验的测试行为不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基本上并无害于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是侵权行为。
但是，这样解释也存在两个有待商榷之处。一是专利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权，权利人的权利即是他人义务之边界，权利是一种自由，一种在公共利益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应当依据专利权人的私益为中心作合理解释，而不能依据公共利益为中心解释。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明确的公共利益目的才可以构成对专利权人行为的限制。二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该解释过于宽泛，几乎《专利法》第63条等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成为具文，凡是有营利目的即是侵权，反之则不侵权。法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但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体制，而且这种宽泛的解释可能损及法律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而且，尽管为了行政审批的测试行为不具有生产经营的目的，但是这种实验的结果是为了最终的仿制药上市销售，可以说具有间接的商业目的。
第三种观点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专利法》的目标绝不是剥夺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的治疗机会，尤其因药品价格过高被排斥治疗。就仿制药生产商的临床实验和报批行为而言，尽管其间接目的是药品的上市销售，但因仿制药的价格低，对消费者有利，对公共利益和公众健康有益，所以不能视为侵权。但是对于第一、二种意见，就法律解释而言也不够周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专利权的例外。
三、专利权例外的进一步思考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国家安全、河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公安厅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国家安全、河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冀司〔2009〕135号
各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
现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九年十月三十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公安厅 河北省国家安全厅 河北省司法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正确实施，规范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和收集、调取证据的执业行为，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本省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业务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三条 同一律师不得接受同一案件两名或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第四条 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业务过程中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各项执业权利。
第二章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应在监管场所内进行。监管部门应当为律师安排会见室。会见室不得设置录音、监听设施，不得影响律师正常的会见活动。
第七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得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信件、钱物以及其它监管部门所禁止的物品，不得将通讯工具交给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第八条 接受委托的律师可以单独或者共同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律师不得带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属或其他人员参加会见。
第九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出示执业证件及相关手续。有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律师还应向监管部门提交翻译人员的身份证件及办案机关准许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证明。
第十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制作会见笔录，交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读或向其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无误后应在笔录上签名。
第十一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的，应征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意并不得违反监管部门的规定。
第十二条 律师可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次数，会见一般应当在监管部门工作时间内进行。
第十三条 律师会见后，应与监管部门办理会见完毕的手续。
第十四条 办案机关或监管部门违反法律或本规定的，律师、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反映，也可直接向办案机关或监管部门的主管机关投诉，要求依法纠正。接受投诉的机关应当在5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五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有违反法律规定、违反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规定、违反律师执业纪律或本规定行为的，办案机关或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有权提出劝阻和警告；对不听劝阻和警告的，有权停止会见。办案机关或监管部门并可将有关情况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反映，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接到反映后5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节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第十六条 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向侦查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律师事务所函，出示律师执业证。
律师递交手续后，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关押地点等情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将案件性质书面告知律师。
第十七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依法从事下列执业活动：
（一）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三）为犯罪嫌疑人代理申诉、控告；
（四）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第十八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或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及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其它情况。
第十九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为其提供如下法律咨询：
（一）解释、说明刑事诉讼法及刑法的有关规定；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解释、说明民事诉讼法及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的，侦查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7日内作出决定。对于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书面告知律师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需经过侦查机关批准。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提出聘请律师的，侦查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3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机关未批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律师不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监管部门不予安排律师会见；侦查机关批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不再经侦查机关批准，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安排会见。
律师对侦查机关不批准聘请律师的决定，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侦查机关申请复议一次。侦查机关应在收到复议申请后7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复议的律师。
第二十二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向监管部门出示下列材料：
1、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2、律师执业证；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还应提交办案机关出具的准予聘请律师的决定。
第二十三条 侦查机关送押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向监管部门出具涉及国家秘密案件通知书。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监管部门应当安排会见。
第二十四条 律师会见不被干扰、不被监听。
除危害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秘密、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可根据需要派员在场外，侦查机关不派员在场。
第二十五条 河北省律师协会应在侦查机关和监管部门放置律师事务所、律师名录。
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要求的，侦查机关、监管部门应当及时转达。
第三节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第二十六条 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要求聘请律师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或律师。
第二十七条 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向检察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律师事务所函，出示律师执业证。
第二十八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向监管部门出示下列材料：
1、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2、律师执业证；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专用介绍信》。
第二十九条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不派员在场。
第四节 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
第三十条 审判阶段，在押被告人要求聘请律师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在押被告人亲属或依法为其指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
第三十一条 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律师事务所函，出示律师执业证。
第三十二条 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应向监管部门出示下列材料：
1、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
2、律师执业证；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第三十三条 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时，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
第三章 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
第三十四条 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审判机关内部的副卷材料除外。
第三十五条 受委托的律师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后，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安排办理。
办案机关对律师提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要求，应当日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安排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三日内择定办理日期。
第三十六条 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应当在办案机关指定的地点进行，办案机关应派员在场。
办案机关应当为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方便，但可依据相关规定收取复制材料所必须的工本费用。
第三十七条 办案机关应当保证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完整性。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案卷中的全部材料，包括补充侦查后形成的材料，但检察机关内部的副卷材料除外。
审判阶段，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审判机关内部的副卷材料除外。
第三十八条 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材料的，应当符合保守国家秘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律师应当妥善保管查阅、摘抄、复制的案件材料，不得提供给与案件无关的人员查阅、摘抄和复制。
第四章 律师收集、调取证据
第四十条 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需要，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四十一条 律师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应当出示律师执业证和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调查专用证明，就与其承办的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进行调查。
第四十二条 律师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收集、调取。
（一）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予配合，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收集、调取的；
（二）辩护律师直接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辩护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的。
第四十三条 辩护律师认为需要在法庭上出示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该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调取。
第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根据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提出申请的律师可以在场。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后，应及时将收集、调取的证据进行复制，并移送提出申请的律师。
第四十五条 辩护律师应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收集、调取证据的申请，列出需要调查问题的提纲，并说明申请的理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在接到申请后7日内作出是否收集、调取的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请律师。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第三章“复制”指通过复印、录音、拍照、录像、翻拍、翻录等方式将原材料制作一份或多份。
第四十七条 律师要求会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服刑人员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法律援助部门公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前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