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沉默权的行使
李俊杰
在我国，沉默权对证据制度的影响由于其在价值取向上的尖锐矛盾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笔者认为，沉默权的核心是国家司法机关不得通过任何手段控制或影响个人（主要是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意志，使其作出对本身不利的表述。
有学者认为，“我国虽未明文规定实行沉默权制度但是通过参加国际公约，以及立法和司法解释等方法已部分地接受了沉默权，并在事实上确立了部分沉默权制度”。笔者认为，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沉默权”的字眼，但若以沉默权的核心内涵来衡量，我国无疑已经承认了公民的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均作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199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善于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上述证据而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该证据也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但非法收集证据的手段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合法权益的除外。”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我国主要通过对司法机关设立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和从证据效力的角度来诠释沉默权，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规定：“禁止对被告人施加压力，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碍身体禁止对被告人服用精神麻醉药物、拷问、欺诈或催眠方法予以侵犯禁止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方法违反者，供认不得采用为证据。”不同的是，其他国家通常都会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设立授权性规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还规定：“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一差异之处表现了出来，该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样反而设立了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范。所有认为我国尚未设立沉默权制度的观点也正是以此为最有力的依据。对此，笔者不主张简单地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而应当将该条款放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背景中进行阐释。将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我国立法的意图在于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但禁止司法机关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强迫犯罪嫌疑人履行该义务，否则所得供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非法的方法”。笔者认为，“非法的方法”应当严格按照其文义，解释为所有侵犯法律赋予公民的任何一项权利的行为。至此，我们发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如实回答”的义务，实际上是一项缺乏实施手段的规定，只体现了我国在立法、司法中的一种主观倾向归根结底，是否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还在于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与否。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签署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公约均对沉默权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规定，而我国对这些规定并没有声明予以保留。按照“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第九十三条也应当解释为沉默权已经确立。
沉默权制度是指围绕如何保障沉默权的实现而产生的一系列具体程序规定，沉默权在法律体系中的确立并不等同于沉默权制度的完善。沉默权制度涉及侦查、检察、审判三个阶段的若干具体问题，笔者仅对审判阶段中涉及沉默权的两个程序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排除非法口供程序的启动
被告人或辩护人是否有权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有的国家规定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审级中提出。但从刑事诉讼效益的角度来看，似乎应当对当事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在时间上二等一定的限制。
根据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排除非法口供并非一个独立的诉讼事件，其它和口供有联系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非法口供被排除的影响。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以非法口供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的效力但在有些情况下非法口供的排除会在逻辑上影响其他证据的效力。例如，根据非法口供找到的被害人尸体，如果口供本身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则找到尸体这个事实与被告人罪名成立之间的逻辑联系即被切断，从而失去了证据应具有的关联性。假设允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二审程序中才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一旦该请求成立，支持一审判决的证据基础将会出现很大程度的改变，一审工作的有效性也必将大打折扣。
就我国而言，公正和效率被确定为司法的两个价值标准考虑是否应当对当事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进行时间上的限制，也应当在这两种价值之间取得合理的平稳笔者认为，理想的做法是在一审的庭前证据交换阶段解决是否要求排除非法口供的问题。但鉴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刑事诉讼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故应当允许当事人在第一次开庭的法庭辩论终结前决定是否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
与当下人要求排除非法口供的时间限制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法官是否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要求排除非法口供的诉讼权利。由于我国并没有类似“米兰达警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和提起公诉阶段不会被告知其所享有的沉默权。但在诉讼阶段，如果为提高诉讼效益而在时间上对被告人要求排除非法口供进行限制，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考虑被告人就有权利知道其所享有的沉默权及行使该权利的时间限制。鉴于目前中国民众较低的法制意识，这种权利告知就显得更为必要。对此，应当以强行性规范的方式规定在公诉人提出的证据材料包含口供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应当在庭审的开始阶段即告知被告人其有权要求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提出该请求的时间限制，以及即使该排除请求不被法庭接受，亦不会因此导致被告人刑罚的加重等诉讼权利。对于违反该规定而作出的一审判决，被告人在二审程序中又提出排除非法口供要求的，二审法院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除了当事人可以启动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外，法官可否依职权主动启动该程序呢？如果可以，对法官行使这项职权是否应当设置时间上的限制呢？对于前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法律禁止侦查、检察机关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口供其立法本意在于保障社会公众基本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要求排除非法口供并不是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放弃的一项诉讼权利，而是由现代文明所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据此，审判人员理应拥有依职权要求公诉人证明口供合法性的自由裁量权。在时间限制方面考虑到由法官主动启动排除程序只发生在被告人放弃启动程序的权利，而法官又确信口供非法获得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并且法官对于启动该程序的后果及其对诉讼效益的影响具有深刻的认识等因素，笔者认为，应当赋予法官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主动启动排除程序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力是绝对的，公诉人不得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提出纠正意见。
（二）关于排除非法口供程序的进行
关于排除非法口供程序应当如何进行，主要是要确定“在口供的合法性没有明确之前，诉讼能否继续进行”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此应当重点考虑裁决的时间对公诉人以及被告人在诉讼策略上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口供的合法性问题没有明确之前，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被告人，均无法确定与口供具有内在联系的其他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各方的诉讼策略也因此被迫建立在口供合法或口供非法的假设上。这将为其后进行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如果法庭在最后判决时才说明口供的合法性问题，对法庭的判断预测错误的一方会发现其诉讼权利受到了间接而又实质性的损害，并可能因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笔者认为，在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后，正常的审判程序应当暂停，诉讼转入审查证据合法性的特别程序，直至对口供的合法性作出明确裁决后，才继续进行原有的程序。
关于印发《株洲市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株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株洲市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通知 株政发〔2005〕1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局委办、各直属机构，各企事业单位：
《株洲市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株洲市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许可，防止和纠正行政许可过错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正、廉洁、高效实施行政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实施行政许可的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实施行政许可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行政许可过错行为，是指实施行政许可的相关责任人，因故意或过失等原因，导致行政许可受理不当、送达超期、审查不准、决定有误、监督检查不力或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四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岗位责任制等各项行政许可配套制度，保证合法、正确实施行政许可。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对全市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实施行政许可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
各级政府和市各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或本部门实施行政许可过错行为责任追究的调查组织工作，并向责任人的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理意见。
第六条责任追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二） 实事求是、责任明确；
（三） 错罚相当、惩教结合。
第七条实施行政许可具有以下情况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被当事人投诉，经调查认定为错误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
（二）经过行政复议，被认定为错误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
（三）经过行政诉讼，被判定为错误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
（四）已经造成行政赔偿的行政许可行为；
（五）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八条以下行为为受理、送达过错行为：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在行政许可受理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未向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在受理后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材料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理由的；
（六）未在规定时限内将受理的申请材料分送具体承办机构的；
（七）未在规定时限内将具体承办机构提交的行政许可决定和相关证件颁发、送达申请人的；
（八）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的；
（九）因送达行为无效而造成一定损失的。
第九条以下行为为审查、决定过错行为：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未依法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四）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或未按法定程序举行听证的；
（五）依法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或者考试、考核或者检测检验等方式而没有采用，或者违反其特别规定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六）不依法为被许可人办理变更与延续行政许可手续或者逾期未作决定的；
（七）未按决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导致行政许可决定无效的。
第十条以下行为为监督、检查过错行为：
（一）未依法对下级机构实施行政许可相关工作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导致实施行政许可发生重大过错的；
（二）未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没有履行好监督、检查或者检测检验责任以致被许可人不具备资格、条件仍继续从事被许可事项的；
（三）对依法应当撤销或注销行政许可而没有撤销或注销的；
（四）发现未经行政许可而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没有及时处理的；
（五）发生实施行政许可重大过错行为，实施机关未及时向各级政府法制部门报告或备案，造成严重后果或产生重大影响的。
第十一条其他过错行为：
（一）擅自设立行政许可、增设或减少许可条件、标准、程序的；
（二）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三）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四）在实施行政许可、开展监督检查等各个程序和环节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其他违法违纪应追究行政许可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十二条对行政许可过错责任的追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过错原因、相关人员所承担的职责等，依照一定程序准确定性，客观、公正地进行责任认定，按有关规定作出相应的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关责任人员从重或加重处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以追究的行政许可过错责任的；
(二)干扰、阻碍、不配合对其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进行调查的；
(三)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第十四条行政许可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五条承办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许可的过错后果，审核人负领导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导致批准人发生行政许可过错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应报请而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许可的过错后果，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许可的过错后果，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违规干预，导致行政许可的过错后果，违规干预的领导负直接责任。
集体研究决定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决策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六条本办法所称承办人，一般指具体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及有批准权的主管领导。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具体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人员，视为审核人、批准人。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许可过错行为投诉或举报后，或者在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有必要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经本机构主要负责人审批，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是否构成行政许可过错行为进行调查和认定，各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八条调查组在调查、认定过程中有权调取被投诉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相关档案材料，可以向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其他组织、公民应当积极配合。调查组认为必要时，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调查组认为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需要进行鉴定的，由调查组指定鉴定部门进行技术鉴定。
第十九条被投诉或被追究责任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积极配合和支持调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自觉接受调查，主动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隐瞒、阻挠、刁难。
第二十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擅自设立行政许可，增设或减少许可条件、标准、程序，增设收费项目、变更法定收费标准或者有其他违反《行政许可法》的情形导致实施行政许可过错行为发生的，调查组应当在调查、认定过错行为的同时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报有权机关予以废止。
第二十一条调查组对过错责任进行调查认定后，向监察机关或有权任免机关做出书面汇报，并根据过错责任的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二条监察机关、有权任免机关根据调查组的过错认定及处理建议，按照相关规定对行政许可过错责任人作出具体处理决定并执行，同时将处理结果和执行情况反馈给调查和认定机关。
第二十三条实施责任调查、追究的机关应当及时将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或举报人。
第二十四条责任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调查、追究机关在调查、处理中应当听取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责任人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上级主管机构或本机构的监察部门提出申诉、控告。
第二十五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多次发生实施行政许可过错行为，或者过错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本年度行政执法评先资格。
第二十六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给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赔偿后，对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者个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失的，有权进行追偿。
第二十七条各县市区政府对行政许可过错行为的调查处理情况应当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
第二十八条各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组织责任调查认定活动所需经费，列入本机构的行政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株洲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主题词：监察执法责任△追究△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