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我国刑法中一项比较冷门的罪名，但是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等职务犯罪存在很多区别，在本质上挪用特定款物罪也是职务犯罪的一种，但是未被我国刑法确认，所以该行为不是由检察机关来侦查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应该增设单位犯罪，同时挪用特定款物罪应该适当地扩大犯罪对象范围
关键词：挪用；特定款物；犯罪主体；犯罪对象
一、引言
挪用特定款物罪属于一种挪用型的犯罪，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任意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保障专款专用，维护基本的财经制度。和贪污受贿等相比，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要小于上述财产性犯罪，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也显而易见，即这种行为对于财经管理制度的运作造成了妨碍，同时使得需要特定款项的项目得不到资金援助，造成社会危害。在刑法体系中，这一罪名相对比较冷门，相关判例也不是很多，但是在理论上这一罪名还存在若干争议，在刑法体系中也不尽完善，因此本文以挪用特定款物罪为研究对象，就该罪名发表一些见解。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基本问题分析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违反特定款物专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挪用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来看，挪用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刑法规定的“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紧迫性，以抢险资金为例，抢险资金能够及时到帐，对抢险工作的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挪用特定款物行为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刑法才将这种行为纳入罪名体系，通过刑事立法来加强对该行为的打击。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的核心理论，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有罪和无罪以及罪轻和罪重，因此有必要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一些分析。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分为四个方面，分别如下：
1.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体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关于特定款物专门使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我国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特别设立民政事业费一项，包括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以便帮助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这对于安定群众生活，以及恢复再生产能力，将困难和灾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上述特定款物决不允许任意挪用，必须做到专款专物专门使用，这是我国一项重要的财经管理制度。
2.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观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挪用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
所谓“挪用”，一般是指擅自将专用款物挪作他用，如用于搞经济开发项目、炒房地产、购置小轿车等违反专款专用的行为，这种他用不包括放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上述7种专款归个人使用的，则应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因此，这里的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扰、扶贫、移民、救济工作款物罪中的挪用，只能是擅自将上述特定的款物挪作其他公用的行为。
挪用特定款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才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之所以不仅要求“情节严重”，还要求有“重大损害”的结果才追究刑事责任，是由于本罪的挪用行为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盗窃罪、诈骗罪中获取财物行为的性质毕竟不同。通常认为，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抗洪、抗旱、抗震、防汛等工作的重大困难和损失的；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直接侵害群众生活利益或者妨害恢复生产自救的；直接导致灾情扩大的；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群众逃荒、疾病、死亡的等，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3.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要件。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主体是指达到刑事责任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对保管、分配和使用特定款物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观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而故意挪用，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在本罪中，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挪用特定款物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用于特定方面的特定款物，而将其挪作他用，并且以利用特定款物的使用价值，而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或其他活动为犯罪目的。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分
挪用特定款物与刑法罪名体系中的其他一些罪名存在一些联系，在外观上极易混淆，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相似的罪名进行一些区分，这样才能在刑事司法中把握该罪名的适用。
第一、挪用特定款物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挪用特定款物罪中的“特定款物”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公款，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和挪用公款罪极易混淆。挪用公款罪是指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因此，挪用公款和挪用特定款物不管是目的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挪用公款用于炒股，就属于挪用公款行为；而挪用特定款物搞开发区建设，虽然资金也是公用而非私用，但是属于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这在立法上也有所确认，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应当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在行为对象上，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对象是一切公款，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对象只是一部分公款，具体是指“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
第二、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的区别
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都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两者的主要区别有：
主观目的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观目的是将特定款物移作他用，用后归还。贪污罪的主观目的是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改变财产所有权。侵犯客体不同，前者既侵犯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国家财经管理制度，还侵犯了民政事业制度。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不同。前者是救灾、救济、抢险、优抚、防汛、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后者则是除此以外的公共财物。主体不同。前者是经手、掌管特定款物的人员。后者是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行为性质手段不同。前者是非法挪用特定款物，后者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盗窃、骗取手段侵吞公共财产。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典型案例——以高某等三人挪用特定款物一案为例
波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8年莲湖乡进行移民建镇工程，根据乡里规定，三汲坊村由被告人高德贵、喻荣贵、高积顺具体负责该村的移民建镇工作，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三被告人利用领取发放移民资金机会，将领取的资金不及时发放给农产，由被告人高德贵、喻荣贵拍板决定，被告人高积顺经手将其中的250372.74元，用于该村集体开支及上交乡财贸任务。由于该村的移民资金被挪用，致群众意见很大并引起群体上访，造成不良影响。公诉机关认为三被告人负责本村移民建镇工作期间，将该专项资金用于其他开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要求本院依法判处。
从检察机关的指控来看，本案中三位被告均没有将款物占为己有的目的，且其挪用的是特定款项中的移民款物。被告具体将款物用于发给农产、农村集体开支和上交乡财贸任务，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庭审中，被告律师辩称，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挪用的故意，因农户提留收不上来，而乡里财税又逼着要交。因此，在被逼无法的情况下实施这一行为。本文认为，辩护律师的辩护非但没有起到辩护的效果，反而证明了被告确实是在挪用，辩护律师认为，“因农户提留收不上来，而乡里财税又逼着要交”，这恰恰给“挪用”行为打下了一个注脚，证明了其挪用行为。因为，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中，很多场合都是不得已而“挪用”。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争议，本文在第二部分中对这些争议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在比较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挪用特定款物罪形成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罪名归属有误区
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特定款蜘挪作“公用”的“挪用特定款物罪”，更是只有国家机关中有领导权的人才可能实施，所以，挪用特定款物罪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现实中，确实只有有权机关的有权人员才能实施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也确实是基于职务而进行挪用行为，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职务犯罪来对待，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挪用特定款物罪不同的罪名归属将带来侦查模式的不同。
按照现行的规定， “两高三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由公安机关管辖，但在实践中，这一犯罪处于“无管辖”’状态。原因是，配置了职务犯罪预防和侦查资源的检察机关依法不得对该犯罪进行侦查，公安机关在法律上享有对该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权利，但是公安机关主要进行的是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和一般性的刑事案件的管辖，公安机关在客观上不便于对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进行侦查，这就造成了这一行为处于无监管状态，放纵了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发生。一些检察机关的人士也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呈上升的趋势，但受到刑事追究的较少，处于一种打击不力的状态。造成这种打击不力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该案的管辖权问题。” 因此实务部门的人员希望将这一罪名的管辖权交予检察机关，以此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打击，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主体不明确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并不明确。没有明文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所以有学者指出，本罪应当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不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只应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其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不属于单位犯罪的被追诉主体。 也有学者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换言之，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挪用只限于由有关单位改变专用款物用途的情形。
本文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体现单位意志的观点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挪用”的决定往往由单位集体作出，同时“挪用”也是为了单位或者整体上的利益。例如，挪用救灾款用于开发区建设，政府部门的领导恐怕不敢一人作出该决定，为了分摊责任，往往是集体作出的决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把单位排除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主体之外是不合适的,因为实践中大量地挪用特定款物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并由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有的虽未经集体研究讨论，但往往也是由主要负责人决定并由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这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单位犯罪行为。” 因此，将挪用特定款物罪设定为单位范围有一定的科学性，有利于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打击，也有利于罪责刑相一致。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对象有限
我国刑法将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设定为有限的几种款物，以体现其“特定”性，这些款物包括即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从性质上来说，这些款物都属于公款，同时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刑法将这些款物作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体现了对这些款物使用的特别保护。
但是有学者指出，“1979年《刑法》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等7方面的公共财产规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1997年《刑法》修订时,依然没对特定款物的范围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公共财政的支出不断增加，投入了各种名目众多的专项资金，涉及农业、环保、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因此如果将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仅仅局限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则非常不合时宜，理由是，这些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款物数额其实不是很大，而且犯罪分子如果要挪用，但是为了避免违反刑法，他完全可以挪用教育、农业、环保等款项。因此，可以实现法律规避，但是很难说，农业、环保、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特定款项就不重要。
四、完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立法建议
鉴于我国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刑事立法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要，同时由于我国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法律体系内部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从应然的角度来分析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结合上文谈到的挪用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改变特定款物罪的侦查归属
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罪具备职务犯罪的特征，虽然在客观方面，挪用特定款物罪与一般的职务犯罪如受贿罪、贪污罪等存在很多区别，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基于职务而进行却不可否认。当然，职务犯罪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罪名，而是一系列罪名的综合，其主要的意义是通过检察机关来对这些犯罪进行打击，并且建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究竟是否属于职务犯罪，本身并不重要，但是由于现行侦查模式的缺陷，有必要将挪用特定款物罪划归检察机关管理，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发生，并且有利于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打击。
（二）明确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
现行刑法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由于单位犯罪必须有刑法规定才能被确认，在刑法没有确认一项罪名可以由单位构成之前，是不可以将该罪名认作单位犯罪的。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一般都由单位作出，很多场合这些特定款物也是由单位集体利用的。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个判例，在该案中一些移民款项就被用作集体开支。因此，没有将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单位犯罪来对待，实为刑法的一大疏漏。
当然，不讲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单位犯罪来对待，而是将其作为自然人犯罪来对待，同样能够打击这种行为。例如，将单位的负责人按照本罪来定罪量刑，但是从其行为特征和本质来看，将本罪一律界定为自然人犯罪，很不科学，违反了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该原则不仅仅在刑事司法和刑事判决中使用，同样也应该贯穿于刑事立法中，因此有必要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进行重构，将单位犯罪纳入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范围。
（三）有条件地扩大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范围
如前文所述，我国《刑法》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特定款物的规定比较狭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事实上，只要是专款，都必须专用，这是由财经制度决定的。当然，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不能无限地扩大，否则这些款物的“特定”就不能体现出来。本文认为，首先需要界定这些款项的特点，一般紧急的、关系社会民生的，都应该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具体有，农业专项资金、教育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医疗卫生专项资金等，由于本罪和犯罪对象的关系较为紧密，所以为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将本罪的犯罪对象过度放开，只能适当地扩大，立法者可以考虑将农业专项资金、教育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医疗卫生专项资金也作为特定款物来对待。
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转移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一二三号）
《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转移条例》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3年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3月18日
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转移条例
（2013年2月25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技术转移，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特区内技术转移及其相关活动。
技术转移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转移，是指将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者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包括科技成果、信息、能力（统称技术成果）的转让、移植、引进、运用、交流和推广。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应当将促进技术转移工作纳入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体系，引导、整合、聚集科技资源与服务资源，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定技术转移激励措施，营造良好技术转移环境。
技术转移应当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依法开展国际间以及与境外地区的技术转移交流与合作。
第五条 市、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区科技部门）负责技术转移的促进、协调和服务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订技术转移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推动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
（三）推进技术转移的产学研合作；
（四）维护技术转移市场秩序；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发改、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国资、税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技术转移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政府设立的技术转移促进机构（以下简称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在市科技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落实技术转移有关的规划、计划；
（二）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的组建、运行和管理；
（三）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运营提供咨询；
（四）推动技术转移交流、合作；
（五）技术合同登记与技术市场统计分析；
（六）为技术转移提供其他公共服务。
第二章 技术转移服务
第七条 市政府应当推动建立区域性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实现区域间科技信息共享和技术转移从业人员资质互认，加快技术转移要素流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第八条 市政府应当在市科技研发资金中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经费专门用于下列技术转移事项：
（一）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联盟建设与发展的资助；
（二）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的组建、运行和管理；
（三）对重点技术转移成果产品化的支持；
（四）技术转移服务的资助；
（五）技术转移人才的培训与交流；
（六）与技术转移有关的其他事项；
前款规定的经费使用办法由市科技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九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技术成果质押融资多层次风险保障机制，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技术成果质押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引导企业开展同业担保业务。
市政府设立的再担保机构可以引导担保机构对技术转移活动提供担保。
第十条 市政府应当完善培养和引进技术转移人才的政策措施，为高端技术转移人才在居留和出入境、安居、子女入学、配偶安置以及医疗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市科技部门应当指导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建立技术转移人才培训机制，设立培训机构，培养技术转移人才。
第十一条 市科技部门应当加强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及其载体建设，为技术转移提供中试熟化、技术集成与运营、技术交易与投融资、信息资源与协作途径等公共服务，提高技术转移能力。
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以财政性资金和社会资金所建设的不同层次的平台资源为基础，以信息化网络为手段，合理整合、有机调配，建立联动与共享工作机制，形成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体系。
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应当建立技术成果目录和技术转移服务指引，并通过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定期向社会公布。
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组建、运行和管理办法由市科技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从事应用技术研发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确定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技术转移事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识别、收集和评估本单位的技术成果，并加以管理和保护；
（二）技术推广和技术授权；
（三）探索创新技术转移和利益分配模式；
（四）技术转移政策和机制研究。
第十三条 从事应用技术研发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安排专项经费用于下列技术转移事项：
（一）识别、收集和评估技术成果；
（二）保护和推广技术成果；
（三）与技术转移有关的其他活动。
第十四条 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实行技术转移人才双向流动。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可以设立客座教授、研究员等岗位，引进企业科技人才，开展技术转移研究和教学工作。
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同意，企业可以选聘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从事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工作。
第十五条 鼓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设立技术转移工作部门或者技术转移专员，负责收集、识别企业技术成果，分析企业技术能力和技术需求，研究技术成果运用和保护策略。
第十六条 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立技术转移平台，为初创科技企业提供技术集成、中间试验等服务，促进技术转移。
第十七条 鼓励设立各类技术转移机构，为技术转移提供下列服务：
（一）技术信息搜集、筛选、分析、加工；
（二）技术咨询与评估；
（三）技术集成和运营；
（四）中间试验、工业性试验等；
（五）技术转让与技术代理；
（六）技术投资、融资；
（七）技术转移人才培训。
第十八条 鼓励引进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共建技术转移机构和基地，集聚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开展国际技术转移合作。
鼓励技术成果在本市实施技术转移。对技术成果在本市实现产业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应当给予资助或者奖励。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鼓励引进和培育发展新型金融机构，为技术成果产业化提供融资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创业投资基金和融资型综合金融专业化服务等金融业务，为技术转移提供融资服务。
鼓励社会资金捐赠资助技术转移活动。
第二十条 市科技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技术转移诚信评价体系和信用评级标准规范，组织开展诚信监督和信用评级。
监督情况和评级结果通过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予以公示，并作为技术转移机构申请财政性资金资助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第二十一条 受市科技部门委托，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活动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下列方面：
（一）技术转移制度建设；
（二）技术转移的效率和成果；
（三）技术成果转让费相对于研发资金的投入产出率；
（四）技术成果转让费相对于技术转移机构经费的投入
产出率；
（五）市科技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前款规定的评价结果应当作为确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申请财政性资金资助及其他政府扶持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第二十二条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应当挖掘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需求，推广行业技术品牌。
技术经纪人行业协会应当建立行业自律惩戒机制，并会同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建立技术经纪从业人员诚信评价体系，定期在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技术经纪从业人员的投诉情况及信用记录。
第三章 技术转移激励
第二十三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主要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成果在完成后两年内没有以转让、许可或者入股等方式运用的，技术成果完成人有权要求有偿受让该技术成果，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予以转让。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自收到技术成果完成人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转让手续。有关转让价格、权利义务等内容由双方协商约定。协商不成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将技术成果移交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由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委托专业交易机构实施交易。交易不成的，由市科技部门许可他人运用，并将许可情况告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第二十四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成果在完成后两年内没有以转让、许可或者入股等方式运用的，技术成果完成人有权对技术成果进行运用。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自收到技术成果完成人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其移交技术成果资料。该技术成果运用产生的利益分配按照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按照同等比例分配。
第二十五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主要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成果在完成后两年内没有以转让、许可或者入股等方式运用且技术成果完成人未提出有偿受让或者运用要求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将技术成果移交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由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委托专业交易机构实施交易。交易不成的，由市科技部门许可他人运用，并将许可情况告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第二十六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将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技术成果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的，应当从所得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用于一次性奖励完成该项技术成果以及对技术成果运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第二十七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将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技术成果入股公司的，应当从技术成果作价所得股份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用于奖励完成该项技术成果以及对技术成果运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第二十八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技术成果投产产生效益的，应当连续十年从实施技术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用于奖励完成该项技术成果以及对技术成果运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第二十九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与技术成果完成人以及对技术成果运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按照本条例规定约定具体的奖励比例。
第三十条 以技术成果入股公司的，技术成果出资额和出资比例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认为需要进行价值评估的，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文件作为技术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和出资比例认定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将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技术成果入股公司并以股权方式奖励技术成果完成人以及对技术成果运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的，由技术成果完成人以及对技术成果运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直接持有股权，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
第三十二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依法将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技术成果通过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披露，并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采用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实施技术转移。
第三十三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对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技术成果运用实行专项财务核算。会计核算资料应当向完成该项技术成果以及对技术成果运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公开。
第三十四条 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技术转移方面进行产学研合作。
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合作，联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的，市、区政府在同等条件下应当给予优先支持。
第三十五条 市科技部门应当对在技术转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奖励办法由市科技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单位或者个人虚报、冒领、贪污、挪用、截留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技术转移经费的，由科技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按照科技研发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并记载于技术转移诚信评价档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或者个人有前款违法行为之一的，五年内不予受理其财政性资金资助申请。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有关单位拒不办理转让手续或者拒不配合进行成果运用活动的，由市科技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有关部门或者市技术转移促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职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本条例规定另行制定具体办法的，相关部门应当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六个月内制定。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的区，含光明、坪山、龙华、大鹏新区等管理区。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